《新经济学大纲》：守正创新的理论探索

    2023年11月，由刘骏民教授、刘晓欣教授领衔的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经济理论创新组著述的《新经济学大纲——决定资源配置及其演化的规律》（以下简称《大纲》）一书出版。在认真研读后，我感到既有一种似曾相识、久别重逢的亲切，又有一种耳目一新、醍醐灌顶的触动。《大纲》兼具鲜明时代特点、严谨治学态度和强烈家国情怀，虽篇幅不大，却内容丰富，其在当今中国经济学理论上的守正创新的意义显而易见。该书自始至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坚持在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基础上，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探索，论证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中一系列重大论断的科学性、人民性和真理性。

    一、在“守正”上的特点

    首先，贯穿全书最鲜明的特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的理论思想和科学方法去分析和阐述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包括重新提出和解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过深刻阐述，但一度没有引起关注的重要观点。诸如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货币基本职能的论述，第二卷中关于资本具有“脱实向虚”天性的论述，第三卷中关于虚拟资本脱离实际资本独立发展，信用制度在使资源集中的同时也会使风险集聚的论述等等。

    其次，书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观点。例如，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首先在一国获得胜利的观点，列宁则指出无产阶级可以突破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首先在一国获得胜利。毛泽东则突破了农业大国不可能在工人阶级十分薄弱的时候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论断，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以及在落后农业国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创立了改革开放的理论，并且在苏联解体，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全部西化的大潮下，坚持不能全盘西化，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走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在西方学者一再告诫中国人除了完全西化不可能有第三条道路可走的时候，在腐败猖獗、官商勾结的时候，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反腐，治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些负面问题，担起了中国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文化复兴的历史重担。《大纲》实际上将“正道”摆在了其经济学体系的第一位。《大纲》对“守正创新”理解为守正是根，没有守正的创新可能导致中国发展偏离正确的轨道，只有守正，创新才有意义。

    第三，《大纲》还一个鲜明特点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凸出它们的本质区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的看法。例如，马克思将市场经济的生产过程看作是物质生产过程与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看作是物质生产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市场经济本质是一个价值形成过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个价值增殖过程。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则将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纯粹的物质生产过程。货币仅仅是面纱，且其宏观经济理论至今坚持货币中性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在没有货币干扰的情况下才能看清价格形成机制及其本质——偏好下的效用或负效用。在比较的基础上，《大纲》认为中国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不能只研究生产关系，还要研究生产力，在研究科技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研究经济增长的逻辑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大纲》更倾向于将经济学看作是在阐述物质生产规律与价值形成规律基础上的“经邦济世”之学。

    二、在“创新”上的特点

    首先，《大纲》将决定社会资源配置及其演化的规律作为贯穿全书的主题。《大纲》指出：根据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是“物质生产过程与价值形成过程统一”的观点，物质生产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分别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具象化形式，市场经济就是在它们的互动之下发展演变的。而资源配置方式则集中体现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机制。改革开放既是生产关系变化推动生产力提高的过程，也是生产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最能代表演变过程的就是从计划经济配置资源到市场配置资源（并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大纲》自始至终贯彻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本质的基本理论，围绕着决定资源配置及其演化的规律展开。在关于决定资源配置及其演化规律问题上，《大纲》一方面强调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资本主义机制。另一方面，《大纲》在比较马克思与其他学者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了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标准”的巨大缺陷。不但凯恩斯认为有非充分就业的均衡，从而否定了完全自由化会导致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的逻辑，甚至提出金融压抑理论的麦金农也认为金融的效率不仅仅是利润最大化，还要考虑金融的宏观经济效果。可见，重视历史和事实的经济学家都不认为一般均衡理论与实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契合度是完美无瑕的。《大纲》以资源配置为主线，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创造性地阐述了金融参与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而且阐述了资源配置过程的行为基础。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更真实、更符合事实的资源配置理论。更重要的是，《大纲》将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也看做是从计划配置资源向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转变，一方面阐述了中国市场机制从边缘走到经济中央从而成为资源配置决定性机制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强调了多元所有制条件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佳标准。

    其次，把传统经济教科书中的缺失作为理论突破口，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经济发展演化的历史真实过程，特别是中国改革过程在生产力方面的本质特征和生产关系方面的本质特征，创新自己的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转型的理论。一方面从技术进步及其转型过程，以及从农业大国工业化转型的生产力质变的过程阐述中国经济高增长的逻辑；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角度强调应从整个经济运行角度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关系的变化。《大纲》叙述了1970年代美西方经济学界兴起的“经理革命”，指出生产力会推动社会进步的普遍性规律。《大纲》还提出了被多数经济学家忽略的“格雷欣法则泛化规律”，指出除了两极分化，假货、损人利己等行为也是逐利行为自带的特性。在资本主义长期发展过程中，对资本负面行为的约束也是社会进步人士不断努力的结果。治理污染、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法律法规从外部也约束着资本的负面行为。生产力发展从内部，法规、舆论等从外部约束着企业和一切经济参与者的行为。因此要从整个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今天的企业、资本的行为。我们需要完整全面反映经济活动规律的经济学，而不是仅仅强调其中一个方面。

    三、理论经济学坚持守正创新的现实意义

    《大纲》可圈可点的内容还有很多，但上述内容是最主要的。正如任何一个新的理论创新都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一样，这部书也有不断完善的需要。这一点，我相信作者本人也是这样想的。我想要说的是这部书给我们理论界的启示意义，或者说，推介这部书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

    我认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了解决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我们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包括向西方经济学请教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大量引进甚至系统引进西方经济学，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帮助我们认识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必要、也是有成效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世界经济风云变幻，特别是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固有的基本矛盾不断加剧，西方经济学的诸多弊端开始显现，处在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中国也到了发展中的新节点。在西方从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其实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导致了美国、英国这样的典型形态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去工业化、虚拟化、房贷危机、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生态环境危机、人道危机等，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是坚持资本导向的发展方向，还是坚持人本导向的发展道路，成为摆在我们面前必须回答的问题。一些严肃的、有社会责任感和学术造诣的学者，纷纷发表著述，展开对资本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批判。如：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英国学者亚当·图兹的《崩盘：全球金融危机如何重塑世界》，阿克洛夫和席勒的《钓愚》，斯蒂格里茨的《美国真相》，克鲁格曼的《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后三位美国学者先后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等等。此外还有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发表了一系列著述，例如：大卫·哈维的《资本社会的十七个矛盾》，福斯特的《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等等。同时，国内也有一大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深刻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同时，更多地聚焦在中国式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问题上。但是，毋庸讳言，在国内学界，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依然很有市场，有些人依然把西方经济学在工业化时期所形成的经济学定理，把金融产品资本化的理论和做法捧为圭臬。这种现象的存在，令人深思。也就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大纲》的发表，就自然具有了一种特别的意义。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要深刻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需要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理论创新。而所有这些都亟需我们从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某些传统理论的习惯思维和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从他们的理论缺失中，找出正确的道路。我想，这也是新时代条件下思想解放的应有之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此书的出版恰逢其时。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大纲》的意义会越来越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