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与暗之间：华夏先民的精神努力

    ■骆耕

    在科幻小说《镜子》中，刘慈欣设想了一种镜像模拟软件，它能够回溯真实的历史，从而对人们以往的常识造成挑战。我们可能一直在被主流历史叙事欺骗。那些名垂青史的英雄，很可能是卑鄙的骗子和阴谋家；反倒是真正为正义和真理献身的人，默默无闻地埋藏在历史尘埃中。由于无法经受真实情况的冲击，故事在结尾以人们回避历史真相的深渊而告终，显得耐人寻味。如果说小说终究是虚构，历史学家李硕在《翦商》中的设想和论证，则是在现实层面冲击着传统的历史叙事，把可能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展现在读者眼前。在后记中，作者同样以“深渊”作结：“也许，人不应当凝视深渊；虽然深渊就在那里。”《翦商》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境况：如果华夏上古史的辉煌灿烂和瑰丽浪漫只是后世的附会和想象，我们应如何重新面对自己的身份，如何应对野蛮残酷的历史真相对价值传统造成的冲击？《翦商》似乎把读者逼到一个绝境，不过，它同样给予了我们一次重新检审文明价值的宝贵机会。

    掩卷回首，翦商故事足够惊心动魄。李硕借助考古学事实和隐伏于文献中的线索，带领读者揭开一个个触目惊心的历史真相。本书迫使我们悬置关于华夏上古史的神圣光晕，以冷静科学的眼光重审商周之变的历史。作者认为，周人灭商之后对历史进行了修饰和隐瞒，这掩盖了诸多历史秘密。《翦商》的表面目的就是揭开被周人隐藏的历史真相，从而揭开华夏新生的真实面纱。如此一来，那些周朝历史在过往叙事中的美好形象，自然受到质疑甚至否定。根据李硕推论，周人对商人仪式化的献祭进行了故意掩盖。商人世界观充满暴力和杀戮，他们对世界秩序的理解，反映在甲骨文中就是仪式化的杀人献祭。周人对此讳莫如深，一是因为周人是商人人祭仪式的帮凶，二是由于被献祭的羌人，恰恰是周族的同宗近邻。周族作为商族的仆从部族，被武乙接纳才得以定居周原，充当商朝的附庸和马前卒。周人记录中的后稷精于农业，显得进步和开化。而在商人眼中，周人仍然是广义上的羌人。周人为商朝捕猎羌人，并不符合周人的传统伦理。但是，只有依附强大的商朝，周族才有发展的机会。所以，为了持续获得商朝支持，周族必须为商王出战。季历在主持周族的十几年里，几乎一直带着部属在外征讨。这使得周族变成了一个高度武装化且热衷于战争与劫掠的部族。

    商族的世界观里，人祭是对诸神的敬献，参与祭祀的人分食祭品同时就分享诸神的福佑。周昌，甚至包括其儿子周发、周旦和周鲜，都无法对抗商王的决定。为了周邦生存，他们不仅接受了商人的宗教礼仪，而且可能还要尽量表现得感恩戴德。作者大胆的推论是：周公吐哺，很可能是因为他被迫吃下兄长的肉酱，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周朝建立后必须抹去商朝的鬼神血祭文化，这同样是为周朝遮羞。如此一来，历史被有意改写，一连串圣王教化百姓的温情故事取代了人们关于血腥和恐怖年代的记忆。周公遮盖周人历史上野蛮和残忍的面相，不仅能防止商朝人祭制度的死灰复燃，还能维护翦商的正当性。实际上，周人推翻商朝的合法性并不充分，而且从密谋到行动，不仅手段残酷，还牺牲了道德。

    从《翦商》可以推论，华夏传统对周王的美好塑造，其实就是在虚构一个理想的“巨人”；代表理想政制的周朝，就成为虚构出的“巨人时刻”。这一时刻构成华夏文明发展史的起始环节，历代对其进行的解释和论证为这一源初的巨人时刻提供养料，从而塑造出一个文明传统最高的价值关怀。周朝政制也就成为这一最高价值关怀在制度论层面的展现。李硕的重新解释让华夏文明传统的巨人时刻崩溃了。他看到的历史事实是，周朝为起点的新华夏似乎生来就有“原罪”。如此一来，历代被归附到周王朝身上的美好品德和政治伦理品质，反而变成一种反讽。

    不少读者本能地捍卫古典传统的高贵性，无法接受《翦商》中颇为大胆的推论。笔者认为，不妨先接受作者的论断，将自身置于价值危机的紧张处境之中，这反倒有利于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华夏文明传统的最高价值究竟为何。其实，对于传统中最高价值的捍卫，并不旨在回归那个历史中的商朝，而是在借助历史上实存的肉身，洗练出最高价值本身。换句话说，华夏文明价值的终极理想，与其说寄寓在历史中的周朝，毋宁说是寄寓在观念中的周朝。至于历史中的周朝是否违背了最高价值，都不能丝毫减损最高价值本身的正当性。美德是自明性的，它并不需要宣扬者的践行来证明自身的正当性。一个宣扬正义的人施行不义，本质上不能减损正义本身的正当性，而只能说施行不义的人不具备正义。人们常因统治者宣扬正义却不践行正义，便认为正义本身是哄骗人的工具，因此自己也有理由施行不义。这说到底仍然是以统治者的标准来为正义本身进行价值担保，以现实主义的政治原则回避对于正义本身的最高追求。因此，不管是历史中的周朝是否出于实践中的无奈而采取了不道德的措施，历代追慕“三代之英”的儒生和文士，所追求的价值本身仍然值得捍卫。

    李硕也看到，孔子晚年发现翦商的历史真相，但选择了回避。他对孔子梦周公给出的解释是，“孔子越是接近商文化的残酷真相，就越是对周公有真正的理解和感激。因为从民族间的征服与杀戮走向和解与融合，孔子是受益者。他有太多想说却 不能说的，只 能在梦中倾诉”。李硕的解释正好给予我们一个发问良机：为什么周公掩盖一切，而孔子讳莫如深？ 他们隐藏的根本理由是什么？

    不可否认，古人当然有现实情况考量，但选择隐瞒绝不仅是为了维系现实秩序，他们还拥有为华夏秩序奠基最高价值品质的文明自觉。正所谓“君子德风”，孔子“讳莫如深”，恰恰是希望通过“高贵的谎言”讲好周朝故事，以防文明品质堕落成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不仅是个叙事学和历史学问题，根本上是个政治哲学问题。

    实证史学强调历史客观性，这不能否定作为“效果历史”的价值史学在华夏历史上的深远影响。《翦商》试图揭露翦商的客观历史，这无法消解文明价值的崇高性，反倒让我们看到华夏文明传统的历代解释者在从事何种努力。不断回溯周朝的价值解释传统本身就是对华夏文明的道德理想的不断熔铸。如果说掩盖翦商的真相以及对周朝的粉饰本身代表文明的表侧，那么，我们姑且可以把李硕推论的那个残酷的真实历史看作文明的里侧。于是，表里两面就构成文明自身的精神张力：一面是文明理想的形塑，一面是历史现实的残酷。在文明理想和历史事实之间徘徊，通过显白与隐微的双重教诲就构成文明传统自我延续和发展的动力。明面与暗面，实际上代表传统价值的张力和精神运动。《翦商》通过揭露隐伏在价值崇高性背后的现实残酷性，试图重新唤回我们对美好理想的渴望。本书所揭露的可能的历史事实，不仅无法消解文明价值与道德理想，反而使我们对先贤提拔文明精神的努力有了更深刻的体察。

    《翦商》弥补了我们笃信“光明史”的教育中所缺乏的“黑暗史”部分。不论作者是否有这层意思，就客观效果而言，李硕恢复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张力。他启发读者，为理想动容时谨记人间正义的艰难，为现实所迫时才不至于丢弃最高价值理想。说到底，既能面对恶的事实，又要论证善的理由。这正是古典传统给予我们的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