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歌德到马克思：一个高难度的论题

    ■莫光华

    德意志民族在近代以来经历的独特发展道路一直是学界讨论的重要议题。就其思想史而言，“从歌德到马克思”无疑是一个高难度的论题。虽然关于马克思对歌德作品之接受的探讨并不少见，但是将歌德与马克思并置，乃至于讨论其间历史张力和承续关系的论著，则真是难得一见。

    在今人看来，歌德与马克思各自主要的活动领域，分属于迥然不同的文学艺术领域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革命领域，所以本书首先要在歌德与马克思之间建立起可资考辨的联系。

    为达此目的，叶隽从文学视角出发，将歌德与马克思二者置于德国“精神史”格局来考察，指出只有在确立起“歌德-马克思结构”之后，才型构了一个完整的德国文化纵向坐标——如果歌德意味着德国思想在精神领域的不断追索，那么马克思则意味着德国思想在物质世界的大胆尝试。这一灼见令人眼前一亮。

    本书始终着眼于歌德和马克思的有关文学文本及其文学史语境，凸显了文学史本位。在此意义上，作者指出了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现象：一方面，马克思对于德国文学如数家珍，在他的笔下，文学成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武库。他纵横捭阖、旁征博引的文学妙语和人物形象，使其原本艰深的学术著作充满了别样的张力和趣味；另一方面，恰好是“英国文学，尤其是英国小说，对于马克思的文学世界认知、学理发明、思想创发来说有着极为不一般的意义”。叶隽认为唯有回到德国文学史的脉络，才有可能更好地解答这个问题。这或许能为当代马克思学提供一个值得关注的视角。

    叶隽之所以能游刃有余地处理“从歌德到马克思”这一高难度的论题，不仅在于他拥有深厚的知识储备和积淀，更在于他所依托的可靠理论支撑和娴熟的综合研究方法。在书中，他“以文本为田野，以历史为空间，以侨易学为资源”，深度剖析了18至19世纪德国乃至西欧从歌德到马克思时代的文学史、教育史、政治史、思想史之间的互动关系。

    叶隽在品评历史人物的时候，特别重视布迪厄称之为“生性”（habitus）的个人特质，从而就会涉及人的教养与教育问题，这就是该书标题中的“德国教养”所指涉的维度。

    就歌德的生性与教养而言，书中基于《诗与真》考察了其家世背景，突出了家庭环境与教育对幼年歌德之生性养成的重要性，并且论述了18世纪德国大学的场域和规则，让读者豁然理解了歌德当年为何选择莱比锡大学而非哥廷根大学。同时，叶隽也把歌德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求学阶段视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史现象”，剖析了它对歌德的重要影响，得出了有力的结论：这段留学经历使“歌德与法国文化的因缘得以在一种相当具体的制度层面上落实”，进而由此形成了一种“世界意识”——不囿于狭隘的集团或地域利益，着眼于更广阔空间的使命和责任，“以人类为家、以举世为国”。

    论到马克思，叶隽充分运用了相关文献和史料，考察了马克思的犹太文化身份和改宗基督教的家世背景，分析了在19世纪中期的德国教育制度下，青年马克思辗转于波恩、柏林和耶拿三地求学和获得博士学位的艰难经历，进而审视了马克思的思想嬗变，揭示了这种侨易使马克思在深入体验和观照他者文化的同时，逐步提升了自己的思想层次。

    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鲜的认识，使我们能换个角度理解歌德从世界诗人到世界文学的思想路径，以及马克思从世界文学到世界市场的精神拓展。最终，二者殊途同归，都成为具有强烈世界关怀和全球意识的世界公民。在叶隽看来，这既是一种世界理想，也是德意志精神发展的必然结果。

    《德国教养与世界理想》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第七章基于上述讨论对“元思维”的考析和阐发。叶隽指出，马克思和歌德的思维方式是迥异的：歌德虽然是在一种诗性流淌的方式中“跟着感觉走”，但万变不离其“心中之道”，并非漫无归依的；马克思则采取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进行严密的逻辑推演，但同时也强调整体与局部的二元关系，从而能够在二元矛盾关系中把握完整性。

    叶隽强调，中西文化都认同“二元思维”的基本模式，但区分点则在于如何处理“二元模式”。西方似更强调一种“非此即彼”“斗争相生”；而东方则强调“相互转化”“互助共存”。后者意指的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而是一种“两仪生成”，因此可以认为中国是“一元三分”论的主导型国家。从“三元”到“一元”的这个过程，正是辩证法的要义所在，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个“更高的一”。此处，通过点明“中道思维”的思想史意义，叶隽道说了当代人文知识分子进行学术研究时应有的学术雄心和良苦用心：要能“以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身份和原创之思进入世界思想的凌烟阁而无一丝愧色，甚至可以为世界贡献出真能存和求同、走向大同的良药方剂”。

    诚如作者所言，眼下最要紧的，仍在于东西方之间的思想交流，以达成彼此尽可能地理解或谅解。所以他指出，歌德曾在诗中流露其真心：“两世界互相研究，即是我的希望；东西互相连联，也是我的希望。”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其实也表现出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共”，要想“天下与共”，必须“天下大同”，故此“求同”乃是世界走向的不二之路。至此，作者水到渠成地使歌德与马克思的思想之河汇流——其中积淀着世界文学、世界历史、世界市场、世界公民、世界心灵等欧洲知识精英的宝贵遗产。

    要言之，《德国教养与世界理想》是一本颇具深度和匠心的著作。读者掩卷思之，将不难感受到，作者在书中对歌德和马克思表达了他深刻的洞见和由衷的敬意。作者在中西文化的浩瀚时空中自由驰骋时，不断迸发出灵光乍现的思想火花，并流露出鲜明的学术担当意识，无不值得我们欣然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