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空的智慧对话

    ■王海东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已成推动人类进步不可或缺的力量。比较哲学，作为文化的精髓与智慧的结晶，在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融合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促进文明的发展与繁荣。章启群教授的《现象、实体与识：〈成唯识论〉的哲学论证》（下文简称《现象、实体与识》）一书，正是这样一部跨越中西印三大文明，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学养，对佛教哲学中的《成唯识论》与西方现象学进行深刻比较与诠释的典范之作。

    首先，该书所选的比较对象极具挑战性。言及文明比较学，必定要落实到具体的比较点，即选择科学合理的可比较的“第三方”，或比较对象。章先生选择意识为比较的领域或第三方，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比较点——唯识宗（以《成唯识论》为具体的文本）与现象学（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意识哲学之比较研究。

    《现象、实体与识》一书的选题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它巧妙地将东方的佛教哲学经典《成唯识论》与西方的现象学理论并置，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智慧对话。《成唯识论》作为佛教唯识宗的核心经典，深刻探讨了心识的本质、结构与功能，对印度哲学乃至整个东方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而现象学作为西方现代哲学的重要流派，以“回到事物本身”为口号，致力于揭示人类经验中的本质结构与意义。两者虽分属不同文明体系，但在对现象、实体、意识等核心问题的探讨上却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与互补性。章先生选择这一课题，无疑是对哲学比较研究的一次大胆尝试与深刻探索。这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不仅拓宽了哲学研究的视野，更促进了不同文明间思想资源的共享与融合。

    全书除绪论之外，分为上部、中部和下部三部分，即分别从形而上学、存在论及认识论的视域研究“识”，围绕《成唯识论》展开。通过对“识”的语义学考察，呈其多义：一是“具有智力功能，即具有判断、明辨的思维认识功能”；二是“具有构造功能，即可以转成‘八识’，前五识是感觉功能，第六识是意识，第七识末那识是自我意识，即‘我’的本体，而第八识阿赖耶识则是宇宙万有的总摄，并具有永恒性”，因此第三义是唯识之“识”即阿赖耶识，具有形上性。类似于西方哲学的logos和中国哲学的“道”与“无”。就“识”此义而言，任何其他文字都无法翻译。这样也就为深度的比较研究清理了地基。故而，著作上部重在考察“阿赖耶识”的真义；中部对末那识与自我意识展开深入比较研究，末那识乃烦恼之源；而烦恼即人生，佛教称之为有漏，人只要存世便有诸种活动。这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有着天然的亲密性。海德格尔把社会生活中的生存个体称为“此在”，认为此在在世的本质就是“烦恼”，筹划自己的人生带来的操心。不难看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与唯识学对于末那识和烦恼的论述，具有某种学理上的相逢与对接的可能性。作者选择“生存烦恼”来分析唯识学存在论和海德格尔存在论，堪称精妙。下部从本体论、认识论及语言论等视域探究“了别境识”。次第推进，环环相扣，将那些隐匿的玄妙之思勾勒出来，金声玉振。

    其次，该书不仅是哲学与宗教的相遇和比较，还是文明比较学边界的勘定，寻找比较的界限。章启群教授在进行比较研究时，并没有简单地罗列两者的异同点，而是致力于勘定比较的边界，寻找比较的界限。他意识到，任何跨文化的比较研究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文化偏见、语言障碍及理论框架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他采取了一种谨慎而开放的态度，既尊重每种哲学体系的独特性与完整性，又勇于突破传统比较研究的局限与束缚。在勘定比较的边界方面，章先生明确指出《成唯识论》与现象学在理论前提、研究对象、方法路径等方面的差异及其不可比的维度。他强调这种差异不仅源于两者所属的不同文明体系与哲学传统，更源于各自独特的理论追求与实践旨趣。在寻找比较的界限方面，他则通过深入剖析两者的核心思想与理论精髓，试图揭示其背后的哲学共性与深层联系。这种既尊重差异又寻求共性的方法论创新，为该书的比较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无疑，唯识学的理论非常接近康德哲学，还与胡塞尔的意识哲学近似，尤其在探究认识何以可能及其展开的过程，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唯识学认为生活世界是“识”的变现，这与现象学把对象世界作为意识中呈现的意义，有某种类似，也令人着迷。然而，哲学形上学讨论与心灵、精神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于涅槃成佛的宗教内容则只能悬搁。这两种哲学对于对象世界的描述与知识论证，具有天壤之别，思路与方法大有不同。这不仅是宗教和哲学之异，也是印度文化与西方文化之异，还是经验常识、信仰修行与现代科学之异，不可不察，以止流弊。

    随着比较哲学的发展，中西哲学比较方兴未艾，不少学者将佛学、道家道教、儒家与现象学及诠释学进行比较与会通。其中佛学与现象学的比较最具挑战性，又极为迷人，一些学者投身该领域，屡结硕果，但多以寻找相似与会通为主，而章先生则理性审视比较对象，悬置各种先见与情感，指出二者的差异。其异源自宗教与哲学分属不同的人性维度：宗教是人性的信仰维度，是对超越的需要而形成的；哲学则是人性的心智维度，是对认知的需要而形成的，是认知文化的一部分，是认知自身与世界的路径之一。通过比较，厘清各自的优缺点，可以互相借鉴，优势互补，促进宗教与哲学的长足发展和融合，以便更好地满足人的诸种需要。

    最后，该书不仅为中西印比较哲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更为未来的跨文化比较哲学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该书启示我们——跨文化比较哲学研究应当注重对不同哲学体系之间共通性与差异性的深入求索，既翔呈相似之处，也应细举差异所在，更可贵的是章先生还作出裁断，即分别指出二者的优势与缺点，寻找可通达之处。

    概言之，《现象、实体与识》一书的学术贡献显而易见，是一部集学术性、思想性、创新性于一体的比较哲学杰作。它不仅在哲学比较研究领域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与方向，更为中西印哲学的深度交融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范例。它通过对《成唯识论》与现象学的深入比较与阐释，不仅为我们揭示了两种不同哲学体系的独特魅力与深刻内涵，更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文明多样性、促进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宝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