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观照元代后期诗学的精深之作

    ■张素梅

    20世纪，尤其新世纪以来，元代文学研究形势渐趋乐观，诗学研究亦多面开花。20世纪前期，学界受“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论调的影响，仅关注元代戏剧、散曲，而对诗文略之不提；20世纪后期，元代诗文逐渐受到关注，学者产出系列论著；新世纪以来，研究者打破诸多刻板印象，带着问题沉潜于材料，以融通、客观的眼光看待元代文学，逐渐掀起研究热潮。元诗更是现今元代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不仅诗歌文献整理取得巨大成就，诗歌史梳理与理学、民族学、地域学、文化制度等不同角度的深入论析亦层出迭见，但这些论著更侧重于宋元之际、元代中期、元明之际，元代后期诗学研究尚为薄弱，武君老师《元代后期诗学研究》可谓应时而出，弥补了诸多不足之处。

    该著以元代后期诗文集及相关诗学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分为上、中、下三编，分别讨论了学术文化变迁与元代后期诗学思想流变、时代精神偶像与元代后期诗学取法、文人心态与元代后期诗学思想的衍变。作者通过对元后期各类诗学文献、现有研究的考察、反思，深入探讨了元后期诗学思潮、诗学宗尚、文人心态等相关问题。尤其在如何认识、定位元代后期诗学方面，此书有其独特价值与启示意义。

    首先，以流变的动态视角，探究元代后期诗学走势。不同于以往研究多从静态角度探究时代断限中的相关诗学问题，“流变”是该著展开考论的基本路径，一方面，“以元代后期诗学为基点，考证其如何从元代中期诗学演变而来，又以怎样的姿态参与到明初诗学的建构当中”。作者主要从元后期上京纪行诗论、诗文总集编撰、科举兴废三个角度揭示这一发展变化轨迹。就上京纪行诗论而言，相较于元前中期，元后期有不同的发展趋势，从创作法度来说，元后期文人反拨元中期虞集、杨载等阁臣过于讲究辞法导致的情感缺失问题，转而追求“不求工而自工”的境界；从诗学功能来看，元后期萨都剌、杨允孚摈弃元前中期上京纪行诗为满足好奇心或观风俗之盛衰的写作初衷，逐渐向重视“诗史”的诗学观念过渡，体现了士人对社会现实的深沉思考；从诗学风格流变而言，经过元初对金末“风沙气”与宋末“清苦气”诗风的练择，元中期形成了“雄浑奇古”“清丽古雅”的诗风，这奠定了元后期上京纪行诗的风格走向，但元末战乱频仍、不复雍熙之盛，古雅的诗风追求失去了原本太平环境的依托，不免流于空疏而遭致后世诸多批评。可见作者借助元后期上京纪行诗创作法度、功能、风格等的流变，将抽象问题具体化，使读者得以切实感受元后期诗歌如何一步步从元中期演变而来。

    另一方面，“流变”展示了元代后期这一时段中诗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如元后期唱和诗集的数量、质量远超元前中期的现象，反映了元代诗学在前、中期唱和活动中趋向统合，元后期则在统合后深入发展。顺帝初年纂成的《经筵唱和诗》《第一山唱和诗》等总集仍赓续元中期酬唱以歌功颂德、裨补政教的诗学观念；至正九年（1349），彰德汤阴许有壬及其家人、门客的唱和诗集《圭塘欸乃集》在形式与内容上均发生转变，不仅表现忧虑社会、国家的责任意识，还注重反映诗人自身的忧乐，这预示着元后期社会功用逐渐让渡于个人情感抒发的诗学观念的转变；这在至正时期，东南沿海一带纂辑的《西湖竹枝集》《草堂雅集》等唱和集中表现更甚，“诗歌创作的功利性质逐渐剥落，文人自身的价值被重新发现，‘情性至上’‘艺术至上’成为诗人追求的终极目标”。通过作者对多部唱和诗集鞭辟入里的分析，元后期诗学思想的衍变轨迹得以具象化。

    其次，回归历史文化语境，还原元代后期诗学风貌。第一，作者综合考察元后期的社会与文学现象，并加以提炼、阐释。如本书关注到元后期诗学启蒙读物的刊刻随科举兴废消长的现象，由此深入探讨这类著作的多重诗学价值，即主观上迎合科举所考古赋“通古而善辞”的要求，使元代后期复古思潮仍为风行；客观上符合科举经义章法程式化的蒙学读物，又促进诗的普及和元代蒙求诗学繁荣。诗学启蒙读物是目前学界尚未深涉的领域，武著在考论结合之下，指出这条研究路径的独特价值，也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探索的问题，学界应予以重视。第二，该著结合时代语境，纠正元后期诗学认识中的疏漏乖舛，并提出新见。

    最后，以通观的学术视野，明确元代后期诗学地位。武著对元后期不同文人群体与诗学现象，在元代诗学发展中有较明确的定位。如作者通过分析以王沂、贡师泰为代表的馆阁文人的诗与诗论，认为元后期阁臣虽承续中期文臣的诗歌创作轨度，推崇舂容典则的雅正诗风，但由于元后期社会环境的变化，致使其创作目标“指向个性与多元的诗歌风格”，这预示了其诗学观念已有转向强调风格多样、重视个人情性的趋势。不啻如此，该著还将元代后期诗学置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中加以审视，尤其在与明、清的比较视野中，肯定元代后期诗学地位。如元末倡导“于人情尤近”的诗学观念，注重书写普通人的情感，对晚明李贽“童心说”强调个体之情，无疑有重要启示；又如元后期总集“求大、求全的编纂思想深刻影响了明清两代总集的纂辑”，“预示着文化总结与新变时期即将到来”。作者由此得出较为可靠的结论，即完整的诗学体系在元代后期已初具雏形，这直接开启了明清诗学的勃兴。

    但该著的研究课题所涉问题复杂，有些地方仍有须商榷或可深入之处。如文中有些说法值得深思，“逸士形象的解读与‘平淡自然’的取法”一节，作者认为元末文人经历战乱摧残，“传统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在他们心中已不重要”，其实细读元末文献，发现这只是文士与自己及时代和解的方式，但他们仍赓续中国古代传统的士人精神，愿意担负社会责任与坚守道德。又如关于元后期地域性诗集部分，尚可深入论述，一是元代地域诗集的发展趋势值得关注，谷玲玲说元代“史志类地域选本隐为潜流，文集类渐成主流”，这一演变过程是否有必要继续探讨？ 二是进一步探究地域选本的诗学功能，应将元诗地域选本置于整个元代诗学思潮或诗歌传统中进行审视，关注其在时代诗学潮流中努力寻求自我定位、延续传统诗学观念的意图。还有文中论及对元末诗歌活动竞技与娱乐价值的肯定，这与传统诗学观念的关系是否需要深入探讨等等。总的来说，《元代后期诗学研究》一书在深入挖掘材料、与学界形成互动对话的基础上，从文化史、学术史、精神史、心态史、诗学史等多维度展开研究，寻绎元代后期诗学史中的断裂现象和曾经被遮蔽的观念，可以说，作为首部系统探究元后期诗学的论著，该书兼具深度与广度，对于推动元后期诗歌创作理论、诗学观念、诗学批评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