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志的建构与取舍

    ■宋立民

    张潮《幽梦影》有句：“著得一部新书，便是千秋大业。注得一部古书，允为万世宏功。”无奈在他说“艺花可以邀蝶，垒石可以邀云，裁松可以邀风，贮水可以邀萍”之后，有人旁批：“选诗可以邀谤。”我想，王树林教授作《北宋应天书院志》亦是如此：该志书既有“著”，更有“注”，既是探隐见世、填补空白的“大业”，也会因此而得罪一些墨守成规的同行。

    近年来一些学人著作称五代后期至宋初太祖、太宗年间戚同文授徒讲学之堂为“南都学舍”，不少论著亦沿用此称谓。殊不知时为应天府的宋州，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才颁诏升为“南京”，此后才有“南都”之名，戚同文授徒时（943-980）何来“南都”与“南都学舍”之称？ 毋庸置疑，没有这段时间戚同文筑室授徒所取得的显赫成果，就没有应天书院的创立，此间戚同文的授徒，理应作为应天书院的初创阶段而以“雎阳学堂”“宋州学舍”入志，但是“学舍”是容不得“提前量”的，这也是基本的学术规范。又如范仲淹的师承问题——《宋史·范仲淹传》、两宋间的文人笔记及《浙江通志》卷二六一、宋王应麟《赤城书堂记》等，皆有范仲淹“依戚同文学”之说，以致历代沿袭至今。其实，范仲淹入应天书院读书时，戚同文已去世近20年，何来“依戚同文学”！

    难就难在筚路蓝缕的“初创”二字上。世人皆知应天书院乃北宋四大书院之首，遗憾在于：其他书院皆有专史专志，有的一续再续——如白鹿洞书院就有明代郑廷鹄、周伟，清代廖文英、钱正振等的志书，而应天书院至今尚无一部史志专书。万事开头难，披沙拣金蒐集整理出近40万字，仅仅阅读并取舍一项，岂是一人之力能够胜任！ 该志书的杀青时间乃2020年9月，亦即树林教授辑校的《高士奇全集》附《高氏家集》20册455万字的关键时刻，同时锐意穷搜而殚精竭虑做如此两件大事，又该是怎样的敬业、怎样的情怀！

    通揽《北宋应天书院志》，窃以为其建构即学术创新处有三。

    首先，是以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至仁宗庆历三年（1043）34年的历史，构成《北宋应天书院史志》的研究主体，澄清了应天书院的历史界定及历史分期问题。其次，理清了一些历史文化名人如范仲淹、王洙、石介、孙复等与应天书院的关系——由于范仲淹人品高尚、功绩卓著、历史影响巨大，加上他不仅是应天书院的学生，又曾作为名师执教应天书院，以至于自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归德府知府郑三俊为其建“范文正公讲院”，文人便把北宋应天书院与“范文正公讲院”混为一谈，认为应天书院宗师乃范仲淹，书院传承的是范仲淹之学，不知范氏讲院即应天书院的统续——错误认识影响至今。其实，应天府书院之名在北宋历史上仅存不足34年，而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掌教亦不过两年，远不至于“统领”也。其三，是撰述体例的创新。明清以来书院史志颇多，亦不乏成功体例。王著吸纳旧志之例，力图编纂一部资料翔实、分类明晰的志书。旧志重在资料的理辑与考述，而王著面对私家史、笔记随录说法不一，甚者互为抵牾的现象，考证辨伪，颇费心力。使得原拟志书资料编纂之体，最终竟变成以考论为主的史学著作。而卷目还仍然保留着原拟志书的形式，如建置沿革、职官考、人物志之类。纵观全书，有考有论、以史贯注，而又辅以志书编纂资料翔实为尚的方法，实在是一种不得不尔、“水到渠成”的创新。

    同时，《北宋应天书院志》解决了至少三个学术难题——

    首先是五代与宋初太祖、太宗时期的典籍缺失，文献难征。宋州地处中原，五代政权迭相更替，战争频仍，公撰私述的典献留下很少，几成空白。最早在宋州办学的杨悫，学力深厚，能诗文，虽早逝，弟子戚同文也会为其整理文集，但杨悫著述早已荡然无存。五代中至宋太祖、太宗时期，戚同文高隐不仕，聚徒讲学，《宋史·戚同文传》说他“好为诗，有《孟诸集》二十卷”，曾与当时名诗人杨徽之唱和。戚同文两个儿子戚维、戚纶及孙舜宾、舜臣等，在当时皆有文集。但戚氏的这些文集都散佚无传。戚同文作为高士名师，“所与游皆一时名士”，《宋史·戚同文传》记载他的好友，上蔡宗翼，好学强记，经籍一见即能默写；张昉有史材，滕知白善为诗，郭成范最有文。还有戚同文的不少知名弟子——据《宋史·戚同文传》记载，“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渉，皆践台阁”——大都身后有集，而今皆不存于世。就虞城王砺而言，他雅好诗文，其子涣、渎、渊、冲、泳、洙，有五人中进士。孙稷臣、尧臣、梦臣等，皆进士高第，享誉文坛，而王氏文献亦存者甚少。这些文献的散佚无征，为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同时，应天书院三十来年的运作中，一些典章制度亦荡然无存，资料勾稽困难重重。能够“上穷碧落下黄泉”地钩玄索幽，搜集到很多稀珍难见之文献，在今略显浮躁之学术界，殊不易也。其次，史书记载与北宋中后期及南宋以后的地志、笔记等文献资料的记述，亦多史实抵牾，辨伪考证工作甚为艰辛。如《宋史》有关戚同文、戚维、戚纶等资料的记载，就戚同文卒年问题，戚维、戚纶仕迹问题，自身已存在不少相互矛盾处。有些史实与时人文集记载互为印证，又不尽一致，甚或差异颇大。如王禹偁《小畜集》中有关与戚氏兄弟的诗文，与《宋史》的有关记载不一致（见该书考辩）。再如两宋之交应天府谷熟学者徐度，在其《却扫编》卷上记载宋初书院初建时的一些史实，清末俞樾已指出：“此事与《宋史》所载绝异。”徐度是本府学人，对先辈史实记载尚错误明显，其他文献就不待再言。讹误相传，不能不认真辨证。其三，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发表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出版的学术著作或期刊文章、或博硕论文，虽为繁荣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但有些论著存在史实臆断，甚或毫无文献依据，或对历史文献中的误谬资料不加考证而引以为据者，其说又为后辈学人互为引用，真假不辨。而王著则文必有据，一一廓清且心平气和，颇见考辨功力。

    前人曰，“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如今进入AI时代，“冷板凳”极有可能被电脑取代，例如恩师佟培基先生的《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重出”部分已经不必做卡片乃至可以“一键齐活”了，无奈“考”的部分——类乎王树林对于“方域”“沿革”“人物”“著述”的条分缕析的考据，却是需要厚实的古文献整理功底与史家、识家的眼光的。

    方志高手鲁迅先生，整理出版《会稽郡故书杂集》，填补了绍兴旧方志诸多空白，且一改宋代以前旧志多以地理为主的倾向，用不少篇幅介绍名人轶事，提高史料加分。他在总序中说，整理旧志意在“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使后人有穆然思故之情”。或曰此言正是概括了方志“存史”“教化”和“资治”三大功能。树林教授的《北宋应天书院志》做的恰恰也正是这三方面的事业。作为世代生长于商丘的土著，姑且不说“传统文化”“国情教育”“精神文明”“赓续鲁迅”的“高大上”话语，仅仅“眷恋故土”“服务家乡”“潜心学术”“学以致用”的拳拳之心，也足以让吾侪古宋国后裔稽首称谢的。

    （作者为湛江科技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