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书写的多棱镜

    ■张月

    洪越的《礼法之外：唐五代的情感书写》（北京大学出版社）是一部集中国古代文学、性别与文化史研究为一体的力作。全书研究视角极具特点，观点精辟独到，共分为上、中、下三编，时间跨越中晚唐至五代。上编为中晚唐研究，以白居易、元稹、沈亚之、杜牧、韩偓等文人书写的个案分析为主；中编探讨五代十国时期的帝王、文人与选集的情感书写；下编则从文本生成的角度来研究情感书写的表达、修辞与“语法”。

    全书在以情感书写为总体研究主题之下，涉及多种文体的探讨，包括诗歌、传奇、轶闻趣事、墓志铭等。在关于元稹的篇章中，作者考察了诗歌、传奇等文学体裁的情感书写。其中谈及的诗歌包括以《梦游春七十韵》为代表的自叙诗，以及《桐花落》《离思六首》等艳情诗。通过考察，作者试图呈现元稹对艳情诗歌经典化与雅化的推进。在对沈亚之的研究中，作者同样通过对诗歌、传奇、墓志铭、传记文、骚体文等文体进行综合考察，由此理解与阐释其文学创作的边缘性特征，如书写对象和作者身份的边缘性。作者认为，沈亚之自身的边缘地位促使其生发对于边缘人物的关注与认可，他们大多凭借一己之力实现了阶层的跨越。在分析南唐人物韩熙载时，作者通过考察徐铉为其撰写的墓志铭，揭示了韩熙载的才识与功绩，同时也反映了其家宴存在着纵情娱乐的现象。作者还研究了记录韩熙载事迹的笔记《南唐近事》和《江表志》，后者更补充了墓志铭所未记载的内容，具有较强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墓志铭与笔记的综合分析，韩熙载家宴娱乐活动的多种面向得以呈现，作者进而得出结论：“没有南唐背景的史家倾向于把他纳入荒淫亡国叙事，但部分南唐史家抗拒这个叙事，强调他的妓乐活动是为国家招募人才，而沉迷宴乐则是他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自我保护的举措。”

    在充分爬梳、理解和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创见，这使得全书的论述既有深厚的根基又有独特的贡献。例如，书的前言提问：“为什么这个时期的士人热衷写情？ 他们如何想象和叙述情爱？ 这样的想象和叙述说明了怎样的社会思想文化变迁？”由此，作者评述了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罗吉伟（Paul Rouzer）与罗曼玲的三种代表性观点，并指出这些观点的背后隐藏着情感书写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主要体现在政治与情感存在既依托又对抗的双重面向。作者通过将情感书写置于唐宋变革的宏观文化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发掘当时的文人如何通过文学写作来彰显个人的才性与能力，由此，他们得以塑造新的政治气象及建立文人群体，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

    全书将中、英、日等多语种研究成果纳入视野，并将相关研究置于中国文化语境和文学传统中进行考察。论据扎实、论点鲜明，体现了作者优秀的学术素养。在讨论元稹创作自叙诗以书写情感时，作者在前人对自传诗的研究传统视域之下展开探讨，征引和分析了宇文所安、川合康三、谢思炜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对该议题的研究，从而突出了元稹自叙诗的特点。元稹自叙诗与文学传统中的自传诗不同，前者是通过情爱的书写来表现自己对既有社会秩序的挑战，而后者的挑战则主要通过饮酒与隐逸来实现。元稹运用造梦空间、强调情爱的经验意义，表现情感在政治与私人领域同等重要。通过对元稹的个案研究，作者认为：“我们可以看到中唐自述恋情的写作在伦理、文体的规约上遇到的问题，以及作家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所做的选择。”此外，在谈及沈亚之对“人神遇合”主题的书写时，章节首先介绍了该主题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体现，由此突出沈亚之对此主题的新变。作者综述和分析了巫山神女形象在《楚辞》《洛神赋》等文学作品中的呈现，并援引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和胡秋蕾的英文著述及李剑国等人的中文研究，从而引出神女形象的世俗化转向并探讨其成因。在讨论各个话题时，作者不仅直观地描述现象，还对其加以透彻的分析和梳理，进而探讨背后的复杂成因，可谓一项难能可贵的学术实践。

    作者以问题意识统领和贯穿各个章节，这使得全书的谋篇布局以特定的学术问题为指归，分析和解决这些学术问题成为各章节的核心。书中不仅侧重探讨中晚唐至五代文人的情爱表达，而且分析这些表达形成的原因及其背后折射的文化史意义。其中，作者对杜牧的分析即是经典一例。历来读者营造出纵情声色的杜牧形象，而这大多建构在杜牧早年的几首情诗与轶闻趣事的基础上，这些诗歌晚年又被其删除。作者专门论述了杜牧形象的生成与建构，探讨备受争议的“杜牧风流”话题。这一探讨更涉及文本的“真实性”问题以及对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杜牧别集的流传情况较复杂，尤其是《外集》《别集》，如其《遣怀》一诗的留存与否便显示出杜牧与读者之间存在的张力关系。读者常替杜牧的诗歌赋予“本事”，由此，他的一些诗歌与其生活经历便相互联系起来。虽然两者未必相关，但后世读者的有意联系和建构，描摹和强化了杜牧的风流形象，这不免带有了先入为主的色彩。例如，杜牧的《寄扬州韩绰判官》标题即说明了该诗是赠给好友的，其在诗中回忆扬州的美好生活。然而，后世读者却将此诗解读为对歌女的思念。在晚唐五代关于杜牧的轶事中，人们有时借用其本人的语词、意象来营构极具“杜牧色彩”的故事，如扬州之游、洛阳宴饮与湖州约定。这些故事贯穿起来便使得杜牧的风流形象在后世被建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风流的特质被赋予积极的价值，在极大程度上塑造了杜牧高士疏朗、远离政治纷争的形象。

    古代文学研究的推进主要归功于新材料、新方法、新理论的运用，从而生发新观点。《礼法之外》恰切地运用了记忆与怀旧理论进行研究。全书从记忆与怀旧的视角，重新审视白居易如何通过“妓乐书写”来回忆其政治成就，从而使自身声名传播。同时，白居易还借助娱乐性的描写来营建自己的私人空间。在探究韩偓的情感书写时，作者认为回忆性书写是其在晚年保存了大量情爱诗歌的主要原因之一。作者在此引入了博伊姆的怀旧理论，将怀旧分为修复型与反思型怀旧。通过文学创作以及对安史之乱前的作品进行编选，韩偓试图重建此前社会与文学的繁荣盛景。此外，全书对文本生成理论的运用也恰到好处，这主要体现在下编的论述中。宇文所安曾在《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中揭示了中国早期诗歌存在共享材料、语法与修辞结构的现象。《礼法之外》在探讨叙事文体时同样借鉴了文本生成的相关理论，并将理论自如地运用到论述行文之中。例如，在《情爱表达的“语法”》部分，作者分析了情感书写的结构，包括“文体与场景、单一场景的诗歌和故事、多场景诗歌等部分”；同时，作者还讨论了情感故事的“修辞”，包括“女性的选择、诗歌创作和感情承诺”，将理论方法与古代文学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总体而言，洪越的《礼法之外》一书在充分吸纳和理解中、英、日等多种语言的学术成果基础上，进一步以独特的视角展开对文学中情感书写的研究。该书既有宽广的理论视野，得以与中外学者展开思想上的交流、对话，又不乏鞭辟入里的个案分析，观点生发持之有故，理论借鉴与中国文学研究实际紧密结合。与此同时，全书对各个论题的展开分析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与深刻的学术批评思想，观点独到、论析精彩。

    （作者为澳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