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的永恒魅力何在

    ■赵永春

    厘清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进而完成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史学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学科之一责无旁贷，而且具有独特优势。但长期以来，学术界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没有系统总结和提炼中国史学的特质。令人欣喜的是，研究出版社新近出版了陈其泰和刘永祥合著的《中国史学永恒魅力十八讲》，首次将几千年来中国史学那些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优良传统予以集中呈现，系统阐释其形成和发展，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史学的深厚积淀、一脉相承以及独特风格。

    揭示史学经典对锻造民族文化基因的贡献

    文化首先是民族文化，反映着该民族成员共同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时间越长，其一体化程度就越深，文化辨识度也就越高。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锻造出共同的文化基因，民族文化基因又在严峻考验中不断得到淬厉而升华。在这一宏伟进程中，史学经典发挥着什么作用？ 作者以深邃的历史眼光首次提出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并抓住最具典型意义的《史记》进行了分析。

    作者基于对几千年中国历史演进的宏观把握，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钻研，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概括为弘扬传统、疏通知远；革新创造、穷变通久；加强统一、凝聚团结；热爱和平、反抗压迫；包容共辉、和谐有序等五大方面，并且用翔实的资料和严密的逻辑，论证了《史记》对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继承和提升，发前人所未发。

    以加强统一、凝聚团结为例，作者提出，《史记》所首创的“五体”配合的著史体制，以“本纪”为总纲，其余四体相环绕，如众星拱北辰，“恰恰是现实大一统政治结构在历史编纂的投影”。具体到历史记载的内容而言，将统一规模的推进作为“本纪”的主线；打破体例要求，设置《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以突出秦完成统一大业的历史贡献；以宏大气魄记述大一统格局下，各民族的活动、边疆民族与中原民族联结一体的关系，等等，都可以证明司马迁对“大一统”思想的弘扬。

    提炼中国史学的九大特质

    中国史学依中华文明而生，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源远流长，自成一脉，因此形成了许多辨识度极高的学术特质。近代以后，西方文明携坚船利炮跨海而来，中华文明遂将其作为新的参照系，进行全方位的自我审视和重新认定。延续几千年、具备完整范式的中国史学，也开始吸收西方史学的元素，并且幅度和范围都不断扩大。中国史学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也面临着“失去自我”的风险。从概念到话语，从理论到方法，几乎都受到西方史学的巨大影响。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华文明的主体性被确认，中国史学的主体性也日益受到学者重视。其中，中国史学的特质就是核心议题之一。

    要想从几千年史学演进历程和浩如烟海的史学典籍中，对此加以提炼绝非易事。本书作者以深厚的理论功底、纵贯的历史眼光和高超的概括能力，高屋建瓴地总结出中国史学的九大特质，即：“辩证思维：史家对历史哲学的探索”“制度特色：设馆修史与中华文化的传承”“名山事业：史家强烈的使命意识”“实录精神：史家毕生的信史追求”“重人事·远鬼神：史书记载的主要对象”“通史家风：史书编纂的贯通意识”“社会全史：史书内容的宏大气魄”“匠心运用：史书体裁的丰富与灵活”“文史结合：史书的历史叙事艺术”。这是在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做出的新概括，涵盖面广，体系性强，准确描绘出了中国史学尤其是历史编纂学的独特风貌。

    展现中国史学发展的连续性特征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之一，首先就表现为历史记载的连续性。本书尤为重视展现中国史学发展的连续性特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在阐述中国史学的九大特质以及其中的具体问题时，注重发掘不同时代之间的传承关系。比如，对于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史书三大体裁，作者明确指出，后代史家并非简单沿用，而是根据新的时代需求加以发展。同是编年体，《春秋》记载简略，《左传》则记载翔实，但体例仍然庞杂。至荀悦《汉纪》出，创立了编年体断代史的成熟体制。北宋司马光编成《资治通鉴》，合1362年史事为一书，又改变了以往只能断代为史的狭小规模。其他如设馆修史、使命意识、人文精神、叙事艺术等方面，作者都以突出的贯通意识揭示其连续性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展露出来的特征。

    二是专门考察优良史学传统在近代面对西学冲击时所发挥的正向作用，反驳中国史学“断层论”等错误观点。由于中国史学在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激烈的批判传统意识，有的学者就将“古今之别”等同于“中西之别”，认为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就是“西化”，完全忽略了传统史学中蕴涵的现代元素。为矫正这一看法，作者考察了中国史学现代化初期公羊历史哲学与进化史观、民本思想与“民史”观念的对接，梳理了20世纪史家对史学传统的自觉继承和弘扬，尤其是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史家论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这一重大命题，从而为“第二个结合”的真理性提供了史学层面的论据，丰富了其理论内涵。

    （作者系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