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化的深层叙述

    黄孝纪是一位性格内敛、不善张扬、涵养深厚的知名作家。我阅读他的一系列散文集，发现他的恋乡情愫激情澎湃。在刚刚出版的新书《庄稼人》中，这种情愫再次“喷发”，文字中充盈着一种浓烈的乡愁。贯穿全书的是作家对乡土文化的深层叙述，也是对一方土地那群“走远的庄稼人”之尊重与歌颂。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同“中国乡存丛书”之前出版的《瓦檐下的旧器物》《一个村庄的食单》《老家什》一样，黄孝纪仍然行走在“八公分”——这个地处湘南丘陵深处的小村，也一直是他散文创作的源泉。一人一物，一器一什，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汇聚成一部部中国南方乡土人文风物的百科丛书，形成了一种书写乡土文化情怀的散文现象，在国内散文界已引起强烈反响。

    《庄稼人》是一部地域性乡土叙事散文集。全书分四辑——事众生、制百器、促生产、参天地，近40篇文章，以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为历史背景，选取湘南“八公分”一带近四十种有代表性的庄稼人，书写他们的个人命运，为乡村小人物立传。黄孝纪在序言中写道：“以耕作为生的庄稼人，除了与生俱来的农民身份之外，还常常有着各种社会职业身份。这些带着明显时代特征的社会职业身份，既有民间的，也有官方性质的，一同维系了整个乡村社会的正常运转，在那时构成了一幅奇异的湘南乡村民俗风情长卷。”

    开篇款款走来的是乡村的“接生娘”。“接生娘并不一定是一项谋生的职业，却令人尊敬”“每个乡村孩子的出生，都离不开接生娘”，限于当时生活条件影响，农村保存着许多传统的老职业，其名称也有着明显的地域特征。如文本中描写的郎中、媒婆、裁缝、榨头、屠户、厨子、猪郎倌……黄孝纪说：“随着改革开放，一些老职业先后淡出了乡村生活，成为历史，而一些新兴的职业，诸如开代销店的小店主、承包小工程的包工头等等，又在乡村陆续出现了。”在名目繁多的乡村职业中，工匠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乡村民居的建造，生产生活中所使用的农具，乃至丧葬用品，都出自这些工匠之手。木匠、砌匠、灶匠、棕匠、篾匠、砻匠、陶匠、豆油匠、阉猪匠、纸木匠……“他们凭着各自特殊的技能，行走于故乡大地，为家家户户的生产与生活服务，也为自己在耕作之余，谋了一份额外的生计。”他们独行在岁月的深处，风雨吹打，皱纹里刻满阡陌纵横的疲惫与磨难。黄孝纪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将这些平凡而又朴实的普通人，描绘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作家通过作品的外在表述，呈现出对内在生存景象的剥离与探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湘南乡土生活，物质条件无疑是简陋的，但人与人的相处，却更为纯粹。这些庄稼人生活背后的真实性，具有一定时代的使命意义。

    郁达夫曾经说过：“现代散文的最大特征，是每个作家的每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庄稼人》则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征，首先“八公分”地域性特点鲜明；其次是文本的叙述技巧，将乡土人文情怀融入文学。比如《队长》：“队长无疑是最核心的人物，一年四季的耕种与收获，田土山的管理，每天劳动的安排……但凡与生产相关的大小事务，他都要了然于胸，做出正确的判断，下达指令并带头执行。被选为队长的人，通常都是经验丰富的农民，办事公道，勤劳肯干。”《记工员》：“工分的多少，直接与每户人家所能分得的粮食相关，关乎每个家庭每个人的温饱。因此，对于每一分每一厘工分，人们是分毫必争。作为生产队的记工员，他自己在劳动之余，每天都必须将每户人家每个劳动力当天所做的事情、应得的工分准确记录在劳动簿上，来不得半点马虎和徇私舞弊，否则，就会挨骂，失去威信。”……这些原汁原味的民间生活文字不是凭空臆造，而是作家对乡村生活体验的深邃领悟。

    黄孝纪以他一贯独有的语言风格，精准到位的写作技巧，丰厚的乡土情怀，写出了底层小人物的百味沧桑。其质朴纯真的乡土叙事，是对当下散文创作中过度堆砌与矫饰之审美的矫正，更是对农耕文明之精神原点的观照。黄孝纪说：“当下的乡土中国正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时期，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发生剧烈碰撞、交汇、磨合，整个乡土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刻巨变。我将继续以八公分为背景，多角度、系统性地书写中国南方乡村的社会变迁，为时代保留一份乡土记忆。”新书《庄稼人》既写出了对故乡的挚爱和对乡村普通人命运的敬重，又写出了故乡庄稼人的悲苦、无奈及其艰辛坎坷乃至挣扎的生存状态。

    毋庸置疑，《庄稼人》将成为记录中国乡土文化的又一重要文本。笔者相信，那群“田野上走远的庄稼人”像一座座崛起的文化丰碑，会永远屹立在湘南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