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敬爱中国古典传统

    ■[日]松原 朗

    我与李浩教授共同主编的《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译丛》（第二辑）目前正由陕西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译丛旨在介绍中国学人或一般读者目所不及的日语世界目前唐代文史的优秀成果。作为中国一衣带水之东邻的日本，自隋唐开始历史上就一直保留着敬爱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统，而本丛书旨在以具体研究成果而非从一般观念论上来向中国读者展示该传统至今仍在日本学界薪火相承的事实。

    中国自隋至晚清所盛行的紧扣儒教经典的科举取士制度，在朝鲜半岛与越南也持续进行到了19世纪。而日本却仅在平安时代(794—1192)初期，因举国导入律令制度而试行过类似科举缩小版的“式部省试”，且少顷即废。而平安初期日本废止“省试”的直接理由在于，对于当时尚处于浓厚古代氏族制度氛围之中的日本而言，推行这种评价个人才能的科举制度为时尚早。到了律令制文明得以发展的平安时代后期，日本也终究未能遇到可以导入科举制度的时机。镰仓时代(1192—1333)来临，日本又进入一个建立在血缘纽带基础之上的地方豪族（武士）割据时期，而自此直到1868年的明治维新，日本社会一直都处于武士阶层的支配之下。其中江户时代(1603—1867)的武士阶层，虽然作为担任政务的文官在逐渐向教养式官僚演变，然而实质上他们自始至终也没有丧失过其隶属于各藩（诸侯国）的地方属性；就武士支配的事实而言，首要的一点即在于从属于地方诸侯，这与重视个人才能并将精英聚拢于中央的科举制度是背道而驰的。日本历史上未曾实施过真正的科举制度，这一事实对于理解日本“政治权力的分散性”这一历史大文脉而言是非常必要的。

    正因为没有实行过科举取士制度，日本中央政府曾经面临过国家文教政策难以掌控的局面。江户幕府（中央政府）的文教政策虽然是建立在朱子学基础之上的，但是还未到18世纪，江户日本便出现了以标榜反朱子学的伊藤仁斋（1627—1705）与荻生徂徕（1668—1728）为代表的“百家争鸣”的事态；而参与争鸣并勃兴而起的还有以完全否定汉学的本居宣长（1730—1801）为代表的国学派、以前野良泽(1723—1803)为代表的兰学（西学）派。针对这种群学迸发以反朱子学的态势，江户幕府也于1790年祭出了“异学之禁”的政策，希望借此促进朱子学的回归，然收效甚微。如果说日本的汉学尚有其独立性的话，那么在论及各个学说及其文风特征之前，应该先关注一下日本滋养这些汉学所特有的以“放任”为追求的人文风土。

    若说科举之外还有应关注的因素，则日本所特有的“训读语体”也非常重要。最近听闻在日韩裔学者金文京氏的《汉文与东亚世界》一书被译为中文出版，在中国引起了不小反响。按金氏之言，所谓“训读”是将汉文语序转变为本国语序来解读汉文的一种方法（例如将中文的主谓宾语序转变为日文的主宾谓语序），且这种方法不限于日本，还广泛流行于朝鲜半岛与蒙古国等中国周边的广大地域。不过，金氏的这个指摘本身就存在着一个非常重大的漏洞，因为实际上只有日文才真正使“训读”从读解汉文的权宜之计转变为一种成熟的“日语的正规语体”。正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由日语训读为“朋有り遠方自り来たる、亦た楽しからずや”一样，日语的训读尽可能地保留了汉文中原有的汉字，仅仅变换了其中极少一部分虚词，如仅将“不”“乎”换做日语平假名的“ず”“や”，经由这种方式训读的日文才可称得上是“正规的日语”。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在“终战诏勅”的开头这样说到：“朕、深く世界の大勢と帝国の現状とに鑑み、非常の措置をもって時局を収拾せんと欲し、ここに忠良なるなんじ臣民に告ぐ”，这段日语听起来颇感古格高雅，甚至堪称完美，不过昭和天皇在此所言的只是一种真正正规意义上的“日语训读语体”而已。当然，既然日语训读源于“汉文训读”，那么这段诏勅其实是能够直接切换为汉语文言文的，即“朕深鉴世界大势与帝国现状，欲以非常措置收拾时局，爰告汝忠良臣民”。如此形成的“训读语体”就与“和文语体”（即《源氏物语》语体）共同构成了日语语体的两极，再加上将二者折中之后所形成的“和汉混合语体”（即《平家物语》语体），最终构筑起了日语传统书面语体的三足鼎立之势，这种“和汉混合语体”便是日语语体的现代发展形态。总之，在历史上日本人是以“训读”的方式将汉字与汉文彻底融汇消化在了自己的语体之中的。与此相对，李氏朝鲜时期(1392—1897)的朝鲜半岛废止了当时尚以萌芽方式存在着的“汉文训读”，实行朝鲜汉字读音的“直读法”，即使用朝鲜汉字读音，由上到下直读，因此使得朝鲜半岛的“汉文训读”无法继续发展为朝鲜本国成熟的正规书面语体。朝鲜半岛选择的“直读法”，与日本语序上下颠倒的训读相比，更接近于“汉文式直读”，故而朝鲜自认为是“更为正统的”汉文读解方法。朝鲜半岛也正如其历史所示，是以中国朝贡国身份才得以历代执奉中国之正朔，并一直在努力成为“汉字文化圈”的“优等生”。至于朝鲜半岛上“汉文训读”为何消逝的问题，便能够在上述历史大文脉中得出答案了。由此可见，日本与朝鲜半岛所选择的汉文训读的两种发展路径真可谓大相径庭。

    中国的古典文化，是能够被视为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世界文明的。这种文明极富灵活性，在多样且异质的地域中，能够实现在接受中变容、在变容中普及的效果。那种执拗固守自己的原型而欠缺灵活性的文明，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民族文化”。历史上曾被视为汉字文化圈中“劣等生”的日本，能够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再解释并彻底消化成为自己的文化，这一过程不仅证明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确是一种优秀文明，还使日本的“汉字文化”成为中国古典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绝佳范例。

    以上是笔者对于日本的中国文化受容特征的思考。对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化而言，日本以勇于成就“自我”的积极主动性，使其研究成果能够具备自己独到的特征。同时，我也满心欢喜并由衷期待着，日本优秀的中国古典文化研究成果是能够通过本套《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译丛》（第二辑），进一步被中国研究同仁和读者所认可的。

    (作者系日本杜甫学会副会长、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特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