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
文献学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中国思想文化在域外传播并产生影响已有千年之久。近几十年来,海外汉文文献的整理与海外唐研究成果的译介十分可观。就日本现存汉籍调查及介绍的成果而言,金程宇《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凤凰出版社2012年),囊括了大量稀见和刻本唐代文学文献,研究者为书中每部汉籍撰写的提要、解题收入金程宇《东亚汉文学论考》(凤凰出版社2013年)。沈津、卞东波编著《日本汉籍图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也收录了大量日藏汉籍,并有影印图片配以解题说明。目录学研究方面,稍早的有严绍璗《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和《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年),较新的成果如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在这个研究领域,张伯伟、郑杰文、尚永亮、蒋寅、程章灿、杜晓勤、查屏球、查清华、金程宇、卞东波等学者都不断有新成果问世。
四百年前,明末著名学者、翻译先驱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科学与学术的“超胜”其实包含对学术新知和科学新突破的及时了解和共享,以便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学术共同体能在共享知识的同时,以开源系统和平台的模式,修正和升级已有的知识版本。五四前后,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出现了两次翻译的高峰,与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两次发展恰好同步。
由我与松原朗教授合作主编的这套《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译丛》(第二辑)也是对这样的学术新潮的一种“预流”,该项目入选“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以期通过文化互鉴以深化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通过成果刊布以促进国内学术研究上台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的人文学科发展很快,尤其是文科研究生教育突飞猛进,很多学校的硕博士学科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每年在审读各校硕博士论文中,我发现很多学校的硕博士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不懂得如何参考相关领域的海外研究成果,学术综述缺漏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缺少学术伦理训练,另外一方面也由于海外研究成果获得不易。
所以我相信本书系的持续推出,一定会泽惠学林,特别是会引起学界年轻朋友关注追踪国外同行学术新动态的兴趣,从而整体上提升学术研究水平。我们进行芯片研究要追踪世界科技新动态,同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也要与国际同行旧学商量、新知涵养。包括唐代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我国的国粹,也是东亚地区共同的文化遗产,我们有责任携手努力,推进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
当然,我们的工作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和复制。我所谓的“重复和复制”是指翻译内容的重复和编译理念的复制。前者比较好理解,就是说,收入本书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初译和初编。后者则是松原朗先生提出的一个理念,他希望能够将最有日本汉学特点,或者说是具有日本学派突出特色的著作介绍给中国的同行。我们此前主编的《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恪守此理念,本套书系仍坚守此理念。只是前一套书侧重一线学者,本套书系则侧重已经有定评的资深学者的成果。当然,也有朋友提出,可以把日本学界最新锐的、最新潮的、且有潜力的中生代甚至年青学者的成果集中译介一批,证明日本年青一代学人承前启后,在唐代文化研究方面薪火相传。这个工作可以做,但只能放在下一步了。
本书系选择与久负盛名的陕西人民出版社合作,主要是感念与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学术友谊,感激集团几代出版人为唐代文学研究作出的贡献。这次与出版社合作,隆重推出我与日本学者松原朗先生合作主编的这套书,近因是我看到了出版社管理与编辑团队敬畏学术、精益求精的奉献精神。远因则要追溯到几十年前,我自己还是学生和青年教师时,陕西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安旗先生的《李白纵横探》,高海夫先生的《柳宗元散论》,阎琦先生的《韩诗论稿》,郁贤皓先生的《李白丛考》,罗宗强先生的《唐诗小史》,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当然还有唐代文学学会的会刊《唐代文学论丛》《唐代文学年鉴》,其中刘善继先生、郭文镐先生、惠西平先生、宋亚萍女士在这几十年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日月穿梭,斗转星移,我作为唐代文学研究的后来者,永远铭记着过往的书人书事,也愿意与更年轻一代出版人携手并进,开创国际唐代文学研究的新时代。学术翻译实际上是一桩“铺路搭桥”的功德活,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我自己的知识缺陷,我的日语、英语都无法胜任学术翻译,之所以还敢腆颜人前,忝列主编,实际上是因为具体工作的需要。各位译家给两国的学术界“铺路搭桥”,而我则是为两边的出版界、学术界和翻译界的交流铺路搭桥。为了保证翻译质量,我们敦聘相关专家审读译稿,提升质量。本书初版后,还希望翻译界、唐史界、唐代文学研究界的同行,继续批评,我们也愿意虚心接受,反复打磨,将本书系打造成精品图书。
本文标题第一句“山川异域”典出《唐大和尚东征传》,第二句“心理攸同”出自钱锺书《谈艺录》序言。鉴真和尚在决定前往日本弘扬佛法、传播文化时,与众弟子有过一番谈话,内容如下:
时大和尚在扬州大明寺为众僧讲律,荣溆、普照至大明寺,顶礼大和尚足下,具述本意曰:“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日本国昔有圣德太子曰:‘二百年后,圣教兴于日本。’今钟此运,愿大和尚东游兴化。”大和尚答曰:“昔闻南岳慧思禅师迁化之后托生倭国王子,兴隆佛法,济度众生。又闻,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今我同法众中,谁有应此远请,向日本国传法者乎?”
这句沉潜在历史典籍中的词语,在2020年初被再次激活,让人们又联想起千余年前两国前贤的交流交往。清末民初诗人巨赞赠日本僧人的一首诗中也说:“风月同天法运长,圆融真谷境生光。天台立本情无隔,一树花开两地芳。”原诗也是讲佛教文化交流的。“一树花开两地芳”的寓意更形象也更恰切,我希望我们书系中的译稿能像原著一样,吸引更多的中日两国读者和学术界的同行。
(作者系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