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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兵兵
研究中国文化的外传及其影响是一项跨学科、跨文化、跨语言、跨国别的工作。将域外汉学研究成果纳入我们的学术视野，从世界视角审视中国思想文化的价值及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互鉴，学术翻译责无旁贷。
日本对唐代的研究历史悠久，名家辈出。说起来，日本是东亚汉字文化圈的一部分，与中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便与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汉字、汉文一直是日本知识阶层所必备的学术素养。唐代的长安、洛阳也为历代日本人民所憧憬。因而，唐朝对于日本人民来说非常有亲切感，日本对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也比其他国家更具历史传承性和系统性。
一
改革开放以后，中日两国间的学者往来日益频繁，信息交流也日益通畅。李浩教授和我所在的西北大学，就是国内与日本开展唐代文史方面合作研究比较早的高校之一。究其背景，多半是由于西北大学位处西安，即唐代的都城长安。自607年小野妹子初入大兴城至894年菅原道真谏言废止遣唐使为止，日本共派出遣隋唐使近二十批次，遣唐留学生、学问僧在唐学习并将唐朝的制度、文化带回日本，促使中国文化全面影响日本。改革开放后，日本的研究机构和学者们主动找到西北大学以求合作，曾有一个日本的书道研究团体，在西北大学校园内为遣唐使橘逸势修建了一座纪念碑，并在上面刻了建碑理由，即西北大学的日本学研究闻名日本，并且西北大学校园离橘逸势当时所住的西明寺不远。由此可见，西北大学与日本的交流合作之深。
2004年，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征集到的一方唐开元二十二年(734)日本遣唐使“井真成”的墓志，开启了西北大学与日本合作研究的新纪元。井真成墓志由西北大学博物馆副馆长贾麦明从民间收集而来，墓志上刻有“开元”“日本”等字样。经西北大学考古系专家学者的确认和分析，该墓志对于研究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004年9月，西北大学考古系主任王建新教授访问日本，向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先生告知了这方墓志的发现。平山郁夫先生于2004年10月访问西安，出席了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举办的“首次发现唐代日本留学生墓志新闻发布会”，并高度评价了该墓志的发现。墓志发现的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在国内外引起轰动，由此开始拉开了中日两国学术界研究井真成墓志的大幕。特别是专修大学的研究团队，不仅参与最早，而且人员最多，与西北大学进行合作研究的时间也最长。2008年至2012年，日本专修大学东亚世界史研究中心以井真成墓志的发现和研究为契机，申请日本文部科学省研究事业的项目资助，开展以“古代东亚世界史与留学生”为主题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研究项目持续的五年间，中日学术界先后在专修大学和西北大学举行国际研讨会四次、公开讲座六次、研究会六次，双方学者发表了多篇研究成果。李浩与松原朗先生的跨国学术交流与友谊，就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建立并不断加深的。两人都研究唐代文学，在学术观点上有许多共识，彼此惺惺相惜。共同编辑《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可以说是两位学者多年情谊的见证和必然结果。
二
我本科就读于吉林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后来到日本大阪大学攻读了硕士、博士学位，专业方向是日本汉文学。在日本读书期间，聆听了日本长安研究专家妹尾达彦先生的课程，从此便萌生了将其著作《长安的都市规划》译成中文的想法。2007年回国后，又正赶上以遣唐使井真成墓志及百济家族墓志等新资料为契机的“国际长安学”研究热潮，于是更加坚定了将妹尾先生以及近百年日本学者的长安研究论著翻译出版的决心。2012—2014年，三秦出版社陆续推出“长安文化国际研究译丛”7种，2021年又作为“丝路·长安国际译丛”再版推出。通过主编这套译丛，我初步拥有了自己的翻译团队，并在翻译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
在组织上述译丛时，我得到了李浩的大力支持。他为该丛书撰写了序言，对我和翻译团队的成绩予以了肯定。这也成为了李浩与松原朗两位主编选我来组织翻译《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非常巧合的是，“八人集”里也有妹尾达彦先生的著作，这使我感觉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次，新的“八人集”——《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译丛》（第二辑）仍然由我来组织翻译，我也感到非常荣幸，说明李浩、松原朗两位主编对我之前第一辑的工作还是认可的。
这项事业，是我应该做、也最能发挥我专长的事业。我作为执行主编，唯有带好团队，以在古代长安组织佛经翻译的玄奘、鸠摩罗什两位前辈为榜样，不辱使命，努力上进，保证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翻译工作。我和译者们将发挥好中日学术交流的桥梁作用，誓将学术翻译进行到底。
鉴于编写第一辑时的教训，我们首先对译者团队进行了优化。对第一辑完成时效及质量高的成员，我们选择继续合作，对部分不按时交稿、翻译质量差的译者予以淘汰，同时又增加了新的力量。第二辑的译者团队在学历层次有很大提升，而且新加入的译者均有日本古典文学、日本汉学、域外汉籍的研究基础，相信第二辑会比第一辑取得更加令人满意的成果。
三
近两年，线上讲座、学术会议逐渐增多，距离和国界已不再是学术交流的障碍。研讨会上，研究中国学的日本学者大都用中文发言、撰写论文与课件；当然，像我们译者团队的博士们，在研讨日本问题时也是用日文发言和撰写论文及课件。那么，需要学术译著的是哪些人呢？ 其实是不懂外文的中国学者。他们对学术译著是十分渴望的，甚至希望我们将所有的日本中国学论著全部翻译过来。但是，研究日本学的译者们也有自己从事的领域和科研任务，翻译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副业”，过多地把精力投入到学术翻译中，会挤占自身时间。另外，中日两国在译著的版权问题上也会耗费很多财力和人力成本。因此，策划学术译著系列的必要性和性价比，是编者们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不懂日文的中国学者，很容易漏看许多文献以及日本学者的论著。比如以往他们只熟悉像松原朗教授那样的“中国学”专家，而对像我的导师後藤昭雄教授这样研究“和汉比较文学”和“日本汉文学”的专家知之甚少。北京大学刘玉才教授在邀请我的导师来北大做讲座时说：“到日本开始涉猎日藏汉籍，才知道後藤先生是一座绕不开的大山！”所以我希望不懂外文的中国学者们，不要仅仅把我们这些译者当作翻译工具，还要倾听我们的声音，通过与我们译者合作交流，了解更多的日本学界动态，实现更平等、更广泛的学术对话。
（作者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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