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
《汪曾祺1000事》,是一本非常另类的作家传记。这部作品有些像年谱长编,但又比年谱丰富,有色彩和声音。这部书的写作,与中国当下的阅读氛围格外地协调,在碎片化阅读的时代,汪曾祺的一千件小事读起来,多么像是在翻看他的一个纪录片。
翻开这部作品,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人,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汪菊生是一个好父亲。具体怎么好呢?书里有相当多的片断来描摩汪菊生对汪曾祺的溺爱。比如汪曾祺念初中的时候,喜欢上唱京戏,唱京戏就唱京戏吧,问题是,汪曾祺主攻的是青衣。父亲汪菊生不但不批评他,在家里,还给汪曾祺拉琴助唱。汪曾祺的学校要开联欢会,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便到学校里给儿子拉琴。
汪曾祺考高中那一年,父亲汪菊生陪着他去考试,那天晚上,汪菊生整夜没有睡觉,因为旅馆的房间里有很多臭虫,汪菊生怕臭虫影响儿子睡眠,于是一个晚上就拿着蜡烛用融化的蜡烛油滴臭虫。汪曾祺后来考上了那所中学的高中部,可是学费极高,据《汪曾祺1000事》记录:每年学费36元,膳费46元,宿费10元,讲义费4元,图书馆费2元,体育费2元,合计100元。在当时,这一百块可以买2500斤米。所以,汪曾祺不但有一个好的父亲,还有一个家境非常殷实的家庭。
汪曾祺念高中时有了喜欢的女同学,在家里写情书的时候,父亲汪菊生在一边给他出主意。如此要好的父子关系,在1930年代的中国,可真是少见。
汪曾祺的一生,除了有一个好父亲,还遇到了一个好老师,便是沈从文。
汪曾祺从扬州到上海,坐船过广州、香港,抵达越南,最后从越南坐火车到昆明。费尽了周折,主要目的就是想要报考沈从文所在的西南联大。从《汪曾祺1000事》一书中得知,汪曾祺在考前感染了疟疾,一度高烧到40度。因为疟疾在当时属于传染病,按照规定本来应该隔离的,奈何他因为发高烧而被免除了隔离。正是在这样的疾病中,汪曾祺带病参考了西南联大的考试,最终被录取。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西南联大可能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考。
在西南联大,各式各样的教授打开了汪曾祺的视野,比如他的同乡——古生物学教授孙云铸,这位孙教授的立身之道有三,分别是“能吃”“能睡”“能玩”。而且,这位教授非常喜欢美食,即使是讲课,不知不觉中也会讨论起吃的东西。而汪曾祺选修的西洋通史的教授叫做皮名举,他有一句名言:“不学本国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学西洋史又不知道中国的落后。”这样的视野和见识,在上世纪1930年代便出现了,实在是学生们的幸事。
西南联大期间,沈从文和卞之琳合住的宿舍被日本的飞机炸毁了。沈从文搬到了文林街20号,他的家人搬到了呈贡,于是,在西南联大上课的时候,沈从文就住在宿舍里。这个宿舍便成为汪曾祺常去的地方。有一阵子,沈从文迷上了昆明的一种手工制作的竹胎缅漆盒子,买了很多,有几百个。有一次买到一个大的,沈从文爱不释手,对汪曾祺说,这个可以做一个《红黑》杂志的封面。“红黑”原来是一句湖南方言,意思是“无论怎样都会如何如何”,湖南人爱说“红黑是要吃饭的?”翻译一下,就是,反正是要吃饭的。
沈从文喜欢汪曾祺,便开始向自己的朋友推荐汪曾祺,他在给施蛰存的信里说:“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大有成就。”可以这样说,汪曾祺由早年朦胧地喜欢沈从文,到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再到被沈从文称赞,他终于完成了一个作家身份的转变。由此,他的一生,都和写作有关。
西南联大毕业后,汪曾祺先是留校做书记员,但很快又到了一所中学教书。但是,闻一多被杀之后,昆明成了汪曾祺的伤心之地,于是,他选择回到了上海。然而,在上海并没有工作,一度穷困潦倒,他选择给自己的老师沈从文写信,说他很难过,想要自杀。于是,沈从文不但自己写信安慰他,还让当时住在苏州的张兆和也写信安慰他。1948年3月,汪曾祺和自己的未婚妻施松卿一起到了北京,当时施松卿获得了一份北京大学助教的工作。而汪曾祺的工作还是沈从文与杨振声一起帮他找的,在北平历史博物馆当仓库保管。在《汪曾祺1000事》中,汪曾祺当时的收入是50斤米。
《汪曾祺1000事》的三位作者非常值得介绍一下,杨早博士的岳父是凌宇先生,也是中国第一部《沈从文传》的作者。杨早本人曾经出版过《合肥四姐妹》,对沈从文的家事非常了解。从沈从文到汪曾祺就自然而然了。而徐强博士则是《汪曾祺年谱长编》的作者,已经梳理过汪曾祺的一生。而李建新是一位资深的汪曾祺书迷,曾主编多部有关汪曾祺的作品集,尤其关注汪曾祺的书信交往。
汪曾祺人生的高光时刻与人生的低谷都在北京,很多丰富的细节值得细读。1982年,沈从文八十岁生日那天,汪曾祺给他写了一首诗,如下:“犹及回乡听楚声,此身虽在总堪惊。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这首诗的最后两句,用来形容汪曾祺也恰切不过,汪曾祺喜欢做饭,喜欢画画,喜欢唱京戏,还喜欢烟酒茶,然而这些玩物并没有让他丧失了写作的志向。汪曾祺的一生,真是抒情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