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繁星闪烁下的敦煌

    ■葛承雍

    记忆是抵抗时间的方式，却如梦般易逝。记忆落在纸面载体上，浩荡的人生画卷铺开，生命便获得了一种更永恒的星座。最近阅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邓文宽的三本《狷庐文丛》，分别是《天文与历法》《历史与文献》《禅籍与语言》，他对天文历法、佛籍语言的解读曾使很多读者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中古的世界，这不是一般纯文本的阐释，而是更贴近灵魂叩问的方式，去探测古代繁星闪烁的敦煌天空。

    邓文宽先生多年的文章汇集成册，不仅吸引笔者读得过瘾，而且感同身受回忆起过去的岁月，佩服他旧事重绘却画出了新意，不由地写下几点感想。

    第一，敦煌的星空。中国、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三大文明都曾对星空进行了至少四千年的观察，可是中国人怎么认识星空的，很多人都不清楚。邓文宽先生长期以天文历法为主攻方向，从天文书到星图，再到历日和具注历日；从敦煌文献到吐鲁番文书，再从秦汉简牍到黑城元代历日，他都曾涉猎过。最著名S.3326号星图即《敦煌星图甲本》被李约瑟赞为“世界上最早的科学星图”，收录了1348颗独立星星，编为257个星官，现藏于伦敦英国图书馆，据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星图。李约瑟博士认为此星图大约作成于公元940年五代后晋间，马世长先生则认为作成于705—710年盛唐间。邓文宽经过严密考证，认为此星图原为唐代天文星占家李淳风所作，成于唐初贞观年间。作品创作时间更早这个认识已被越来越多的天文史学者所认可，学界推测它是李淳风贞观年间献给唐太宗李世民的星图。

    中国古代传统星官体系曾经是家喻户晓的天文知识，人们将天上世界与地上秩序相对应，将尘世各种生活映射于星辰之中，这与古希腊88星座取材于神话不同，古希腊用神话中的故事或人物为星群命名，充满了神话的色彩。以图像展示“全天星图”则直观易懂，更反映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邓文宽先生在过去被人们误以为“迷信”的天文学里，寻找天象变化的主要脉络和实用历本的关键要素，研究当时官方和民间的历法使用状况，揭示月食预报，辨别“历谱”与“历日”，考据唐代具注历日中的雕版印刷本，找到从我国发现的现存最早雕版印刷品实物，比唐咸通九年（868）《金刚经》提前了34年，纠正外国权威学者的误读，如此等等，取得了一系列独有的成果，令人感到来自古印度的天文概念在敦煌与中华文化互动，耀眼的星空符号相遇在敦煌的天空上。

    第二，古代的乡音。敦煌文献中一些文字材料带有地域特征的方言俚语研究，一直是学术界难啃的骨头，究竟是河西方言还是敦煌土语？ 究竟是远古惯性传播的话语还是外来杂糅的胡语？ 对研究者来说许多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甚至一些外来文献也被西北人读成了方音并被书写了下来，邓文宽独辟蹊径运用地方方言解读了不被人注意的文字。

    单就佛教文献敦煌本《六祖坛经》来说，英藏本与另外两种写本文字差异很大，很多句子无法读通，以致被有的学者称为“恶本”。例如单就“起”“去”二字论，英藏本与另两种写本间就有八九处不同。他受家乡（山西稷山县）话“你去不去”说成“你气不气”的启发，认为“起”与“气”“去”音近很容易因为方音而混用了。沿着这个思路，他广泛阅读前辈学者的音韵学成果，最终确认英藏本《六祖坛经》有100多个唐五代西北方音通假字在“搅扰”，从而有根据地解决这些“文字障”。他应该是最早读出英藏敦煌本《六祖坛经》方音替代字的人。

    敦煌写本《字宝》是一部方言俚语小词典。前辈学者仅指出它是“晋陕方言”，未再进行更深入的探索，邓文宽发现一些文献所使用的语词，其读音也好，释义也罢，如果用其一般的读音和意义去处理，是没有办法通文的。比如“卧酒”这个词，“卧”字何义？“卧酒”该作何解？ 有的著名敦煌学专家都弄错了。但他从幼年时母亲每年都要用柿子做醋，民间说成是“卧醋”，“卧”即“酿造”，原来“卧酒”也就是酿酒。他进而将此前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上下过的功夫，把着眼点转移到方言俚语的研究上，涉及敦煌小说、变文、王梵志诗歌、契约文书等等文献，努力去搜索解决那些一向被认为困难的语言问题。

    第三，历史的细微。一个有作为的学者不可能局限于一个领域的研究，触类旁通，互通借鉴，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跨界收获。邓文宽在以天文历法为主攻方向的同时，也很关心其他敦煌文献的研究，涉及领域非常广泛，他对童蒙读物《百行章》的整理和研究，根据“邈真赞”文献和官文书对吐蕃统治末期敦煌僧政史的研究；对敦煌数术文献“建除”的研究，许多概括出的内容在传世文献里均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还以天文学为依据，考证史道德族归属为西域胡人；传世书法名作《伯远帖》从来无人对其内容进行解读，他抓住《伯远帖》和正史传文中共同出现的“出”字，考究帖文内容和年代，首次提出了对该法帖的解读意见。

    元人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所涉及的天文学内容，不仅伯希和和他的弟子完全读错，而且国内有的大专家也受其误导而不能释读。他运用自己掌握的天文历法知识，考出《真腊风土记》里天文学内容来自古代中国，从而对古代中国与柬埔寨的文化交流增添了新内容。

    至于老鼠为什么排在十二生肖首位？ 这是个国民普遍关切的问题，却众说不一，他利用敦煌天文历法资料写出《鼠居生肖之首与“启源祭”》一文，从而得出独一无二的见解。

    这些文章也都收在本文丛《历史与文献》分册中，属于历史研究的细微视野，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检索看看，但是给我们启发的是，任何学术的发展规律都是波浪式的，大浪淘沙后留下的才是真金。

    看完这三本书，又一次感悟到对于人文学科来说，最重要的是学者本人的著述，既容易在学术上有创获，又有学术性格便于出思想。大集体大团体的课题制，有利于快速完成项目，可是萝卜快了不洗泥，掺水很多，而且协调各方集合成书，妥协迁就后往往就没有什么思想性了，如果课题负责人再没有什么思想创新，就很容易被划入平庸之作甚至垃圾之作了。

    在敦煌学术研究中，有众多担负时代文化使命的中国学者，回首来路，繁星联动，相互提升，为中国学术注入澎湃动能，邓文宽对天文历法、《坛经》语言的研究不可置换、不可替代，这背后要付出多少定力、心力，他锲而不舍，百折不挠，持续的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之久，令人倍受感动。我想起多年前曾提及文化部要借调他去工作，可以从此走上一条命运转换的领导之路，但是他婉拒了，他坚信自己就是一个学者。此前看过他写的《狷庐散笔》，他说自己生性迂执，为人狷介，但他平时里有着强烈的正直感，路见不平一声吼，不怕得罪权贵庸人，“狷介”成为他的标签，这已是周围朋友同事皆知的故事，因而也成为这套书的符号。

    一部敦煌文化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创新是文化的生命所在，这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敦煌究竟是满天星斗还是月明星稀，天边的界限是无垠的，天文的研究也是无限的，我们期望更多的年轻学者抛弃浮躁的习气，能把邓文宽先生的敦煌天文历法研究继续推向前进，直抵九天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