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知识而知识”的学者之心

    ■韩雪原

    2014年《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作为侨易学理论开山之作之后十年，又一本侨易学研究文集《文化复兴语境下的侨易学现象》亮相，叶隽教授多年来建构理论的决心、勇气和长期的辛苦耕耘令人敬佩，让我觉得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为了达到完善矫正理论的目的，能专门开辟一片阵地邀请同行品评甚至是批判侨易学——一位学者“为知识而知识”的赤子之心一览无遗。

    专家学者就某一学术话题开诚布公地交流、探讨、争论、辩论，这本是构建学术共同体的应有之意，也是繁荣文化、推动科学研究的必要手段。对于一位在专业领域已经颇有建树的学者来说，叶老师仍能保持如此谦逊审慎的求真态度，实在为后辈学人树立了典范。

    以《文化复兴语境下的侨易学现象》收录的24篇文章为例，各位专家学者不吝真知，竞发灼见，提出的对于侨易学的质疑或者说可以改进之处主要有：侨易现象的界定和论说大而空泛；关于侨易学潜在的普适性、本土性与杂糅性的问题；如何恰当圆满地将“精神漫游”现象整合进侨易学的框架内；认为“物质位移”的提法不准确，有建议更改为“主体位移”或“时空位移”；在互联网时代，强调“由物观象”的侨易学的解释力的问题。“物质位移”引起“精神质变”可以说是侨易学理论大厦得以建立的基础，对于侨易学理论的批判很大程度上也是源自如何确定界定侨易现象，进而如何梳理“物质位移”与“精神质变”二者之间的因果逻辑。存在无“物质位移”而有“精神质变”的“精神漫游”，同样也存在有“物质位移”而无“精神质变”的现象。“物质位移”是客观的、明确的，而“精神质变”则相对比较隐蔽，“精神质变”是否发生是靠侨易主体自己的诉说（这种诉说可信吗？ 有时是不是无意识的变），还是他人的观察，抑或是某些事件的印证？ 如何证明此处“精神质变”是由此次“物质位移”导致的？

    我的一个担忧是，在应用侨易学理论时，出现预设结论的情况，即先预判“精神质变”存在，进而为其出现苦苦寻求证据，最后归因到某次“物质位移”身上，这极容易造成侨易学理论应用上的牵强。在物质愈加丰厚、交通愈加发达的现代社会，一方面实现“物质位移”变得十分容易，另一方面一些现象、观念、行为、习惯有全球趋同的趋势，异质文化对于侨易主体的冲击力减弱，比起“物质位移”来说，“精神质变”的发生要更加艰难，因此选取恰当典型的侨易案例进行分析就变得更加重要。即使是在近代社会，一个侨易案例是否也有非常典型、典型和不典型的程度划分？

    在此我想首先以作家老舍的侨易经历为切入点，回应一下以上问题。老舍有长达五年的留英经历和三年多的留美经历，但是在主流叙事中更愿意为他打上“人民艺术家”“京味”“平民化”的标签。与同时期一些学者相比，老舍似乎少了一些留洋归来的精英范儿，这是否与他本人的童年经历以及在英国的落寞生活有关？是否心理上的隔膜和经济上的困窘阻碍了他融入西方社会，而这种主观与客观上对于西方价值体系的排斥进而制约了由“物质位移”引起“精神质变”的程度？ 那么，这是否算作一个不是十分典型的侨易案例？ 它是否在侨易学讨论的范围之内？ 在侨易学的宇宙中它应该处于怎样的坐标？ 或者“接受”能引起“精神质变”而“拒斥”同样也可以引起“精神质变”，如何用侨易学的理论来处理和解释类似的侨易案例？

    此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纳粹时期流亡海外的德国科学家群体的侨易案例。以移居美国的群体为例，根据李工真教授的研究，受年龄状况、掌握外语语种和水平、专业上的国际化能力、流亡前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触等因素的影响，有像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这样“快速美国化”的学者，也有像布雷希特这样的“新语言的缺席者”，他们在美国形成了纯粹靠母语写作的难民作家集团，在某种程度上与新社会处于隔绝状态，甚至有的流亡作家因绝望走上自杀道路，彻底拒绝“精神质变”，当然更多的学者游移在两个极端之间。那么对于流亡科学家来说，异文化间的“物质位移”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融入美国社会的能力不同，“精神质变”的程度是有差异的。如何用侨易学的理论来看待理解这种“物质位移”相同，而“精神质变”存在显著差异的案例？是否可以粗略地说自发主动的“侨”更容易达到“易”，而强制被迫的“侨”不容易达到“易”？

    侨易学的理论建构来源于李石曾的侨学和儒道传统经典《易经》，但又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理解其精髓需要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和阔大的学术眼光。但一旦理论成型、进入学界讨论场，必然会面对诸多疑问，不论是同侪批评，还是跨界争鸣，侨易学还需要更有力的理论构建方法，“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是军事智慧，而如何打出有力的连环拳，来验证侨易学的效力、“赢得百拳来”，尚在远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