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高明而道中庸”

    ■王顺然

    自元仁宗钦定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主要教材后，《四书》（《论》《孟》《学》《庸》）无疑是塑造中国人文化心灵的、最重要的传世文献。现代人意欲了解传统文化，最早接触的往往也是《四书》。因而在传统典籍中，四书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作为参与近四十年中国哲学构建的旗帜性人物，郭齐勇教授在中华书局出版了新著《四书通识》，构成“中华经典通识”第三辑的重磅级著作。

    一

    这是一本“能读懂”的《四书通识》。

    虽然市面流行的《四书》读本品种不少，但若想找到一部既平实规范、又对新手友好的《四书》读本并不容易。我们这里讲郭著《四书通识》是“能读懂”的《四书》，代表着该书能够满足读者多方面的要求，在这里我们讲两点。

    其一，“能读懂”的《四书》，基础在文字。虽说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历代最权威的《四书》解读，但此书并不方便接引现代人进入传统的文化世界。一来是它的文字对现代人而言还有些晦涩，二来它所用的释读方式也不方便读“懂”。比如说，我们从孟子“不虑而知者”的解释中理不清“良知”的意思，那么在释读中引一段“程子曰：良知良能，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这大概率会让读者更糊涂，反而在更多概念里兜圈子。郭著《四书通识》则在释读过程中，用现代人最平实的话和学界最规范的解释来讲《四书》，这有效地避免了以上两种问题。比如，在解释《论语·里仁》“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一句时，郭先生讲：

    里仁，里是居住，这里讲处于何处，里仁即处在仁的境界之中。择，选择。处（chǔ），处世之道。知，同“智”，明智，智慧。我们居住在哪里呢？ 居住在仁里面。老汉口有居仁门、居仁里。择，古人讲择业、择友、择邻。自我选择、追求生命的境界，不选择仁，哪能叫智慧的选择？

    这段解释，真正把文字疏通讲清了。另外，郭先生把“选择”“仁”“美”“知”等概念在择业、择友、择邻等这种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展开为一种生动的心灵历程，并把选择“仁”作为立身处世的原则这个最核心的问题意识带给了读者。

    其二，“能读懂”的《四书》，能浸润读者的自我生命。现代人读《四书》，首要目的还是汲取其中的智慧、浸润自我的生命，但简单的文通字顺并不能带来生命的共振，如果不带着问题来读，常常学不见道，枉费精神。那怎么在《四书》中寻找“智慧”呢？ 我们举例来讲，《论语》记孔子批评宰我“不仁”，宰我竟然能心安理得地在“三年之丧”中“食夫稻、衣夫锦”。故事情节很容易明白，但“通丧”的礼制毕竟和现代人相隔很远，这里讲“仁”“不仁”于我们又有何用？ 那郭先生就讲：

    “仁”有草根性。笔者做小孩的时候，常听家中老人讲“人要忠心，火要空心”“将心比心”“秤平斗满不亏人”等。笔者的双亲时时省吃俭用，顾念一大家人，唯独克扣自己，真诚地待人。家中并不富裕，但邻居有难或逃荒讨饭的来了，祖父母、父母亲都会解囊相助。

    听到这段话就和我们自己的生活近了，现代人也常说“将心比心”，但很少会意识到“将心比心”就是“仁”。“处仁”是一个选择，是对“爱”的一种推扩，简单地说，这其中推扩的方式就是“将心比心”。越是平实的文字，越能直接打动人。不需要在理论上论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复杂内涵，按郭先生的讲法，就是在“将心比心”的基础上，更加真诚关照他人，这就是“仁”。儒家讲“仁”，从来没说不要好好照顾自己，但仁爱的推扩，却带来了个体生命世界的丰富与扩充，这就是“知”、是“智”。成“仁”的生命世界并不排斥“利”，福报是运命的随附。我们看此处就是以自我的生命去叩问经典，这其中的对话、思考，就是启发智慧的场域。用郭先生的话来讲，这是“以生命对生命，以心灵对心灵，以真诚对真诚”。

    二

    这是一本能反映中国哲学发展进程的《四书通识》。

    在关切现代世界、关切现代生活的目光中，“中国哲学”不断回溯传统、回溯经典，不断兴起新的“问题意识”。可以说，“问题”的不断提出与回应，代表着“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形成。郭齐勇先生一直注重将不同的“问题意识”融入对“中国哲学”的解读，这一立场也体现在《四书通识》的写作中。

    比如，讲《论语》就讲到“公私观”“正义论”，讲《孟子》就讲到“仁政”“民贵君轻”，讲《大学》就讲到“内圣外王”“治平天下”，这是在政治哲学的范畴中讲“四书”，这还包括书中“《中庸》的政治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一节。又如，讲《孟子》也讲“心性论”“仁义内在”，讲《大学》也讲“德本财末”“以义为利”，这是在讲中国特质的伦理学。当然，在《论》《孟》《学》《庸》的原意解释中，郭先生也介绍了中国哲学的“道论”“形上学”。这些“问题”是中国哲学在发展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标识，“四书”文本对这些问题的回应虽不能称为全面，却也是在解答相关问题时不能绕开的内容。带着“中国哲学”进入“四书”，是现代人能够恰适地理解传统的重要途径。

    当然，讲“中国哲学”永远是为往圣继绝学、为未来留问题。比如，在疏解《大学》“格物致知”时，郭先生通过梳理、比照朱熹与阳明对此的不同理解，展开了作为中国哲学的“道德与经验知识的关系”问题。简单来讲，朱王在“格物致知”理解的不同，是朱熹重积累、讲“时间一长，就会突然彻悟，自然贯通，无不了解”，而阳明重本心良知、讲“克服私意、恢复天理，保证良知得以充塞于内、发用于外”。郭先生通过对照朱王的差异，将中国哲学中“道德与经验知识的关系”这一问题抛出来。这些问题对于中国哲学而言，代表着一种开放性、发展性，它们并不需要确定的答案，而是在探索与追问中体现价值。

    三

    这是一本保留着“诚敬”“涵养”工夫的《四书通识》。

    “哲学”毕竟不是传统之学，在打破隔膜、进入经典之后，我们也需要得到“四书”的熏习。比如，郭先生在讲孔子的“忧乐圆融与生命的意境”时，说到：

    孔子有自己的终身之忧和终身之乐：“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他的快乐，是精神的愉悦。他赞扬颜渊穷居陋巷，箪食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同时，孔子提倡追求人生修养的意境，游憩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这不是在讲“概念”，也不是在讲“问题”，这是在讲“体会”。这种“体会”也不是直接的观感，而是生命契合的“感通”“感应”。在这个层面上，不是“读得多”就明白得多，也不是“行得多”就感受得多，能够将这些文段真切地贯通起来，这其中的浸润便是真实的。

    （作者为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长聘副教授、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