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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莉
怎样的作品称得上是史学佳作？ 我心中有一个答案：史以载道。
记得最初锐拓传媒的版权顾问将 They Were in Nanjing：The Nanjing Massacre Witnessed by American and British Nationals这个选题发给我的时候，两条亮点让我心跳加速：
一、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之后，有四名美国记者、一名英国记者、十四名美国传教士，以及若干名英美外交官留在南京城内。他们分别以新闻报道、日记、信件、外交文件等形式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细节与概况。该书收录了这些珍贵的史料。
二、被评为“人类史上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历史著作”、荣获美国《纽约时报》1997年度最受读者喜爱的书籍——《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的撰写者张纯如女士曾为该书英文原版（2004年11月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撰写推荐语——
几十年来，日本右翼分子否认“南京大屠杀”——1937至1938年间成千上万的中国平民百姓遭到残酷的强奸、酷刑和杀戮——的存在，同时却忽略了这些暴行在全球各地被仔细载入数以千计的原始资料文件之中。《他们当时在南京》一书是汇集了很多当年目击者证词的重要著作，应作为所有认真研究太平洋战争的学者使用的重要历史资料。
这个选题作为一本史料集的学术价值不言而喻。两方交战，如果说仅凭一面之词难以公正持允，那么第三方目击者与亲历者的口述与记录则尤为重要。他们是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客观性、真实性的最有力的佐证。而为历史真相奔走的正义战士张纯如的推荐，则充分验证了该书的史学价值。
几乎在一瞬间，我就坚定了要做这个选题的决心。但也一度担心，在今天的盛世中华，这种悲苦的民族经历，还有多少人愿意去看、去读、去研究。我记得选题会上梁光玉社长论证发言：“这样有历史价值、学术价值且于民族与国家有益的选题，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做。”
于是我更加坚定了对选题的信心，将书名定为《他们当时在南京：南京大屠杀的英美国民见证》。
三个月后，我拿到了简体中文版的译文定稿。此时，版权顾问告诉我，为了确保简体中文版的准确性，原作者要求亲自校订译文。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作者陆束屏先生是一名华人，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教授，是一位可以用中文、英语、德文等多种语言研究和写作的历史学者。
我欣然接受。这是一部严肃的学术书，涉及的内容相当专业且精细，如果对译文没有严格的审定，很容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原作者主动提出替我把关，相当于我有了一个权威的专业外援。
陆教授不仅对译文进行了大量的核实、修改工作，还对原文的内容进行了修订。等他完成了所有审校和修订工作后，一部比原著更加充实、丰厚，更为专业、严谨的作品出现在我眼前。
此时，陆教授提到了手头上还有一部于2019年出版的英文学术著 作 The 1937-1938 Nanjing Atrocities，他自己保留了简体中文版权，问我是否感兴趣。我请他发给我内容简介、目录和样章。这就是《直面历史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始末探析》选题的来源。《他们当时在南京》是一部丰富的史料集，以对史料的收录、整理、提炼为主，而《直面历史的教训》不同，它是一部论著，对南京大屠杀的各种事件（包括日军实施的各种规模的屠杀、奸淫、掳掠、焚烧等行为，战后军事法庭的审判，国际社会、学术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争论等）加以叙述和论证，是一部全方位呈现且严谨论证南京大屠杀真实性、残酷性、大规模性的历史作品。故而，该选题也一举通过，两部书稿自然地成为规划中的姊妹篇作品。
我也逐渐开始了解陆束屏教授的学术研究之路。20多年来，他遍访中、美、英、德、日等国图书馆和档案馆，搜索各国各类官方文件以及目击证人、幸存者证言、日记类文字资料等，从1999年至2021年，他先后出版以国外公民亲历视角和外国文字史料为基础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英文专著7部、中文专著8部。
很难想象，在五个国家、五种语言的各类海量历史档案中穿梭，是怎样的大海捞针、火中取栗之艰；在残酷惨烈的细节中按图索骥、对比印证，又是怎样的焚膏继晷、殚精竭虑之劳。
有人质疑，你为什么要去做两个如此令人生畏且费力不讨好的选题？
我想，因为命运之剑将它们带到了我手上。苦难不值得怀念，但历史真相需要厘清，真理需要追寻。
我想，如果我觉得编辑出版的过程是“苦难”，那么陆教授的研究和写作过程的“苦难”要千百倍于我，而当年真实承受了南京大屠杀的30万同胞的“苦难”要亿万倍于我。
当然，编辑的过程必然是疼痛的。记得我曾在微信中给同事（两本书的文字编辑）留言：“有时我在想，不该给你看这么残酷的文字，年轻人的世界应该是美好阳光的。”
而她这样回道：“为了历史真相做出微小的贡献，是值得的。这人间地狱，惟愿今后的世人不再经历。”
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已经不仅仅是编辑，也是为了历史真相和民族感情而共同战斗的战士。
是的，苦难疼痛的过程，如果由美好来结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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