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寡言的我其实说过不少话

    我拙于言辞，从而沉默寡言，很不适合当教师。我高中毕业时与交好的同学商量填报高考志愿，曾约定两条原则：不考文科，不考师范。没想到我们还没走进考场，高考就被明令取消。我想读工科院校、毕业后当个工程师的人生理想“他生未 卜此生休”。就像范缜所说，人的命运犹如树上的花瓣随风飘落，落到何处纯属偶然。我在时代的狂风中东西飘荡，几经周折，最后竟落到南京大学中文系，当了一名文科教师。不知何故，我留校后从未干过班主任、辅导员等行政性工作，博士论文答辩一结束就奉命备课，从此一直在教学第一线讲课。中文系（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课程不用动手，只要动嘴。程丽则师姐曾说我“一天不说三句话”，其实要是把上课时所说的话也计算在内的话，我每天都要说不少话。学校和系里的领导都不许我们采取“拈花微笑”的教学方式，如果“予欲无言”，则学生“何述焉”？ 况且我的语速较快，同样讲一堂课，我说的话比别人更多。在南大教室讲课二十年后，偶然刮来的命运之风又把我吹落到央视的“百家讲坛”，一连讲了三个系列，后来又到各地图书馆开过不少讲座，我说的话就更多了。无论讲课还是做讲座，我都习惯于不带讲稿，脱稿而讲的话当然随风飘散，无迹可觅，但也有一部分话被人录音、录像，并整理成记录稿灾梨祸枣。像《杜甫诗歌讲演录》（修订版改题《莫砺锋讲杜甫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2019年）、《莫砺锋说唐诗》（凤凰出版社2008年）、《莫砺锋评说白居易》（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年）等，都是如此。此外，我还有一些公众讲座的记录或相关会议的发言，也被人整理成稿，在网络上有所流传。这些稿子零乱散漫，不成系列，但人民文学出版社认为竹头木屑也有用处，来信约请把它们编成一书，并委派得力的责任编辑。由于主题散漫，书名便取《莫砺锋演讲录》。日前书稿编成，责编来信索序。

    在现代中国的大学校园里，讲课往往不受重视。试看民国时代的某些著名教授，似乎并不擅长讲课。顾颉刚站在讲坛上嗫嗫嚅嚅，干脆转身狂写黑板，已成流传众口的轶事。时至今日，学术论著的重要性远胜课堂讲授，更是大学校园里的普遍风气。教师到电视台或图书馆做公众讲座，也被某些埋头著述的学者视为不务正业。其实人类文化生生不息，主要依靠绵延不绝的代际相传。教师的工作所以重要，便因为他们肩负着“传道、授业”的文化使命。既然如此，现代的大学教师便没有任何理由只顾撰写著作而轻视课堂教学。自古以来，传道、授业的基本渠道就是两种：其一是著述，其二便是讲学，从孔子开始的列祖列宗都对二者一视同仁。孔子既有“笔则笔，削则削”的著述活动，也有耳提面命的授徒讲学。而且孔子到了晚年才进行著述，他在年富力强时始终都在授徒讲学。孟子把当面听讲受教称作“亲炙”，朱熹释云“亲近而熏炙之也”，正是对讲学的重视。先秦的其他学派也是如此，收徒讲学，便是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所谓“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虽是出于汉人王充的虚构，但不失为合理的想象。从汉儒马、郑到宋儒程、朱，都将讲学视为重要事业，正是继承孔、孟的传统。西方也是一样，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一生中未曾撰写任何著作，他的思想都是通过与别人交谈以及教导学生来表达的。即使是柏拉图，其思想活动也主要是讲学与讨论，以至于第欧根尼认为“柏拉图”的名字便来源于古希腊语的“流畅口才”之意。我的演讲录当然不能妄比先贤，但我讲话的主观意图原是真实表达自己的观点，并非“姑妄言之”的扯淡。至于说缺乏深意，我当然不敢否认，但现代中国已是一个多元社会，黄钟大吕固然可贵，敲击瓦釜又有何不可？

    我虽命途多舛，但也偶有幸运，其中之一便是曾遇到多位热爱讲课、善于讲课的好老师。我读中学时迷恋数理化，对语文课敬而远之。然而我遇到了优秀的语文教师，像太仓市璜泾初级中学的李蓉老师和张国忠老师，以及苏州高级中学的周本述老师和马文豪老师，他们循循善诱，使我这个“理科生”也对文学作品很感兴趣。我在十年陇亩生涯中把古典诗词当作阅读重点，后来报考研究生时突然起念把专业从英语语言文学改成中国古代文学，虽然都有具体的客观原因，但语文老师的指引仍在冥冥之中起着决定作用。考进南大，我幸运地成为程千帆先生的弟子。程先生善于讲课，有口皆碑。2000年我编辑《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曾向程先生在武汉大学教过的学生约稿，贾文昭、周勃、晓雪、黄瑞云、吴代芳、吴志达、李正宇等学长纷纷撰写纪念文章，大家都对程先生几十年前的精彩讲课记忆犹新。李正宇学长的文章标题就是“出神入化的讲授”！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程千帆古诗讲录》中，收录了徐有富、张伯伟、曹虹三人的课堂笔记，为程先生在南大的讲课情况留下了生动的实录。程先生讲课如同行云流水，当然与其学问精深、口才出众直接相关，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热爱课堂教学，课前做足充分准备，课上方能娓娓道来。他对弟子们的要求也是既要努力从事学术研究，更要努力把课讲好。“程门弟子”的讲课水平都还不错，就是程先生谆谆教导的必然结果。我永远记得留校任教后首次试讲的情形：系里让我与曹虹在同一天登坛试讲，那天程先生早早来到教室，坐在下面认真地听了两堂课。课后程先生笑着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又说：“过犹不及！”原来我讲课的语速太快，曹虹则太慢，程先生指出我们的缺点，希望我们改进。日后我无论是在大学课堂里讲课，还是在电视台或图书馆做讲座，总是时时提醒自己要放慢语速，便因始终牢记着程先生的教诲。

    我年已老迈，去年在南大课堂里讲完了“最后一课”，在公共图书馆等场所的讲座也逐渐减少。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此时出版我的这本演讲录，颇有帮我总结平生的意味。想到我这个曾经立志“不考文科，不考师范”的人偏偏当了大半辈子的文科教师，想到这本单薄浅陋的演讲录竟是我平生业绩的一部分，“壮不如人，今老矣”的感慨便格外强烈。如果读者朋友翻阅本书后并不急着用它覆瓿覆瓮，那就是对我的莫大安慰；如果读者朋友进而对讲稿的具体内容有所匡正，就请事先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