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评点录

    平日读书，时见隽言警语及稀见资料，择文字不长者，抄录而略加评点之。

    1.胡适说：“一切职业是平等的，粪夫与教授，同是为社会服务，同样的是一个堂堂的人。”（《胡适书信集· 致郑中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16页）

    评曰：此为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平等观。刘少奇接见掏粪工人时传祥，就是在宣示社会主义的平等观。胡适的朋友多，且包括下层人士，便与胡适待人平等有关。黄包车夫也会说：“我的朋友胡适之。”

    2.章太炎说：“革命流血起，流血从我起。”（许寿裳《章太炎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页）

    评曰：太炎先生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此为继承谭嗣同精神的豪言。谭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太炎的话几乎是复制谭语，可见其精神一也。

    3.黑格尔说：“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王开玺《太后垂帘》，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43页）

    评曰：任何人物都有时代的局限性，不论是伟人圣人，还是英雄豪杰，皆然。局限性会造成过错，令人无可奈何，也令人惋惜。

    4.列宁说：“因为社会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种意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之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

    评曰：不是用任何材料证明的意见、结论都对，都可靠，必须是用正确的材料来证明的，才对，才可靠。心术不良者只用有利于自己的材料，而摈弃不利于自己的材料。

    5.胡绳说：“……但红军中游民习气很厉害，三湾改编、古田会议都是同游民习气斗争。改造游民和游民习气是个难题。党解决了这个难题，但党内一直有游民习气。顾顺章、向忠发实际上都是工人中的游民、流氓无产者。”（《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评曰：揭出了游民习气对我党我军的腐蚀，揭明了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的一大深层意义。应牢记《共产党宣言》中的话：“流氓无产者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游民、流氓无产者貌似无产阶级，实则本质不同，须仔细分辨、对待之。

    6.理论家吴江说：“相传姜太公有一本《家教》流传于世，其中有这样几句话：‘罗网之鸟，悔不高飞；吞钓之鱼，恨不忍饥；人生误计，恨不三思；祸将及至，恨不忍之。’这就是说，人之招灾咎由自取，非‘天命’使然。万事皆在人为，就是‘天命’亦可抗争。”（吴江《冷石斋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页）

    评曰：太公《家教》，生动深刻，鸟、鱼、人三者之厄，皆自招也。吴江“天命”之论，深刻警人，鼓舞人与“天命”抗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孔论，影响太大，更显太公《家教》与吴江之论之可贵。

    7.鲁迅说：“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鲁迅全集·书信·致蔡斐君》）

    评曰：有形式，有韵，乃诗之底线，然又不能过严、僵化，此为作诗的“解放性”思维。这种思维，有生命力；做出的诗，也会有生命力。

    8.启功说：“从来敌人消灭一个民族，必从消灭它的民族历史文化着手。中华民族文化不被消灭，也是抗敌根本措施之一。”（《启功丛稿·题跋卷》）

    评曰：日寇轰炸，除军事目标外，重点是商务印书馆等文化设施，想灭杀中华文化。保卫中华文化的行为，便是爱国抗敌行为，便也是“抗日”，是抗日的一种形式。

    9.胡适说：“最要紧的是不要存轻视日本文化之心理。日本人是我们最应该研究的。他们有许多特别长处，为世界各民族所没有的：第一是爱洁净，遍于上下各阶级；第二是爱美，遍于上下各阶级；第三是轻死，肯为一个女人死，也肯为一个主义死；第四是肯低头学人的好处，肯拼命模仿人家。”（《胡适书信集·致陈英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9页）

    评曰：动辄言“小日本儿”，然“小日本儿”绝不可小视。爱洁净、爱美，无阶级性，乃其国民性也。其模仿唐朝，模仿西方，成就了日本的优长。然不学缠足，不学太监，不学凌迟，眼光极正确也。

    10.元代郑介夫说：“儒不通吏，则为腐儒；吏不通儒，则为俗吏。必儒吏兼通，而后可以莅政临民。”（陈晋《读毛泽东札记二集》，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90页）

    评曰：做官当干部，既要有务实的真本领，又要有高远的精神境界。这才能不是“腐儒”，不是“俗吏”。

    11.乾隆皇帝说：“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郭成康等《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第73页）

    评曰：此为独裁者的自白。大权从不旁落，一切定于自我。于此可见清代专制制度的统治格局。独裁，是满清被推翻的根本原因之一。

    12.阎锡山说：“院内干净街巷脏，屋内干净屋外脏，最证明无社会性之公心。”（《阎锡山日记》，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评曰：费孝通也说过类似的话，说南方许多临河而居的住户把河水当成了垃圾站。阎所谓“社会性之公心”，即今人所说的社会公德。无“公心”，即有“私心”。阎锡山又谓：“最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是中国人的私心。”（同上，第195页）中国的汉奸多，可作中国人私心重之一证。然中国也有脊梁在，即伟大的抗日军民。

    13.蔡元培说：鲁迅文章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 又是何等学力！”（蔡元培《鲁迅先生全集序》）

    评曰：这段评论文字，非真懂鲁迅者写不出，中肯准确，要言不烦，精到地点出了鲁迅文章的好处。两个“何等”，精辟而无可摇撼！

    14.一位法国学者说，古今生活思想中神怪方面之史的研究，能够帮助解放人的心灵。（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评曰：信神怪者，多不知神怪的来历、底细，都是盲目的信。实际上世界上本无神怪，都是编造出的。如果把神怪的历史（来历）弄清楚了，底细揭开了，自然也就不信了，心灵自然就解放了。

    15.历史学家黎澍说：“千万不要小看了农民。我在湖南家乡见过一些农民，工于心计，手段不凡，可不简单。”（陈铁健《绿竹水南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页）

    评曰：农民是劳动者，也是小私有者，为了一己之私，算盘会打得很精。朱元璋是贫苦农民，但工于心计，手段不凡，夺得了中国第一把交椅，晚年还把读书人整得不亦乐乎。正如吴晗在《朱元璋传》里所说，朱“不但是一个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也是一个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但朱元璋“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伟烈功勋，我们不可忘记。

    16.国民党特务头目戴笠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相信明朝的锦衣卫能超过我组成的警卫大队。”（文强《日本投降后戴笠来平琐记》，载《北京文史资料精华·世纪风云》，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页）

    评曰：戴笠把自己统辖的特务组织比喻为锦衣卫，看来深得专制制度三昧，夸口自己管辖的组织强于锦衣卫，可见其特务组织之严密高效。明朝的政治有个显著特点是搞“特务政治”，国民党搞的也是“特务政治”，从戴笠的话中可以嗅出“特务政治”的气息。

    17.学者陈平原说：“清初黄宗羲在《论文管见》中称，善于经营文章者，除了‘三史八家’，深厚的学识，还必须添上‘竹头木屑’以及‘常谈委事’。否则，文章洁是洁了，但没有生气。”（许寿裳《章太炎传·前言》，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评曰：这是做文章的经验之谈。常说做文章要简洁，可有可无的字要删掉，这并不错，但有时过于简洁也会使文章流于呆板无生气。所以，在文章中适当地加入一些“竹头木屑”之类，所谓“荡开去的笔墨”，便会使文章活跃起来。当然这些“竹头木屑”之类是与文章的整个主题相关的，而不是不搭噶的。所谓“竹头木屑”“常谈委事”，看似是闲笔，实则闲笔不闲，堪称文章的一抹悦目的亮色。鲁迅的杂文随笔中就有一些闲笔，很使文章增色，倘若没了它们，便会使文章暗淡下来。

    18.吴昌硕说：“吃东西用筷子，何等文雅，西菜动用刀叉，尚具原始习性，是野蛮习惯，不足取法的。”（刘仰东《去趟民国》，生活·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76页）

    评曰：吴先生是晚清民国著名的大画家、大篆刻家，自然钟爱国粹。然将筷子与刀叉并举、比较，冠以文雅与野蛮之评，则属酷评。如此厌恶刀叉，实有守旧自大心理在，有排拒西方文明的顽固心理在。实则西方人脱离“原始习性”，绝不稍逊于我中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