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杜诗研究的创获与总结

    《韩成武文集》共计六卷，卷一为《杜诗内容论丛》，卷二为《杜诗艺术研究》，卷三为《杜甫评传》，卷四为《少陵体诗选注》，卷五为《杂论》，卷六为《诗文创作》。全书195万字，内容丰厚，创见迭出，其核心内容是作者对杜诗内容和艺术的研究。我认为该书不仅是作者长期从事杜诗研究的创获与总结，还体现出作者在治学方法上的明显特征。

    首先，在研究对象方面，韩成武先生倾向选择著名诗人。如果读过一些诗人别集，我们就会知道，诗人的成就是不一样的。杜甫被称作“诗圣”，当然是当之无愧的“大诗人”。陈寅恪先生认为杜甫为“中国第一诗人”（《书杜少陵〈哀王孙后〉》）。钱锺书先生说：“旧诗的正宗、正统以杜甫为代表”，“中唐以后，众望所归的最大诗人一直是杜甫。”（《七缀集》）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则认为：“杜甫是最伟大的中国诗人。他的伟大基于一千多年来读者的一致公认，以及中国和西方文学标准的罕见巧合。在中国诗歌传统中，杜甫几乎超越了评判，因为正像莎士比亚在我们自己的传统中，他的文学成就本身已成为文学标准的历史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盛唐诗》）韩成武先生以杜甫为研究对象，可以说极有学术眼光。杜甫曲折的人生经历，杜诗的丰富、老成与博大，都是很好的研究内容。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入门须正”，我认为韩成武先生做到了这一点。

    其次是从原典入手，注重第一手材料。科学研究必须具备两种材料：一是原著，称为第一手材料；二是前人研究成果，称为第二手材料。两相比较，第一手材料更为重要。有许多人由于不重视原著，对原著不熟悉，而把主要力量放在对第二手材料的梳理、归纳、引用上，结果往往是人云亦云，没有开拓，甚至重犯前人的错误。这种研究方法虽然可以收到短期效果，但因为是把目光局限在前人成果上，所以容易盲从，容易错上加错。搞文学研究要具有两种感情：一是对原著充满亲情，二是对成论保持怀疑。从《韩成武文集》看，作者所从事的杜诗研究，正是从原典出发的。作者曾与张志民先生全译杜诗，著有《杜甫诗全译》，该书从1990年开始撰写，历时六年始告完成。全书对杜甫的1400多首诗歌进行注解、注释和翻译，文字达上百万字，是我国第一个杜诗全译本，可谓居功至伟。正因为有全译杜诗的功底，韩成武先生对杜诗文本非常熟悉，所以往往能根基原典，推翻旧说，提出诸多创见。

    再次是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注重诗歌的审美价值。古代文学研究有很多研究方法，对杜诗的研究也是如此。比如有人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研究入手，有人则注重研究杜甫的生平和思想。从《韩成武文集》看，作者的杜诗研究对上述内容均有涉及，比如《文集》中的《杜甫评传》就是对杜甫生平的研究。该书采用新的写作方法和新的角度，把对杜诗的新解、欣赏与杜甫的身世很好地结合了起来，纠正了不少对杜甫、杜诗的误解和不恰当、不正确的评价。作者笔端常带感情，使读者了解到诗圣的真实面目。另据该书《前言》，作者曾整理点校《杜工部诗集辑注》《杜律启蒙》等杜集，这是对杜诗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但是，从《韩成武文集》看，作者杜诗研究的重心还是杜诗的文学研究，也就是立足于文学本位，研究杜诗本身，研究杜诗的内容、体式与艺术。《文集》卷一《杜诗内容论丛》及卷二《杜诗艺术研究》，正是作者杜诗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应该说，各种方法的杜诗研究都有意义，但作者所从事的立足于文学本位的杜诗研究才是杜诗研究的核心。当然，文学研究也是难度最高的研究。

    此外，从出版的《韩成武文集》看，作者既注重学术研究，也非常重视学术普及。韩成武先生说：“既然杜甫是一位人民诗人，则他的全部作品就应该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通晓，他的伟大思想应该被人民群众所认识，他的精湛的艺术应该由人民群众去享受。”（《杜甫诗全译·前言》）文集中收录的《少陵体诗选注》就是一部极好的杜诗普及选本。我们知道，“沉郁顿挫”是杜甫诗歌的主体风格，该书从全部杜诗中精选出具有此种风格的名篇，其选目独具慧眼，解题则准确允当，注释中又能兼顾艺术分析，遂使此书成为一部选诗精当、注释简明、篇幅适中而有特色的杜诗选本，很适合普通读者阅读。

    最后，韩成武先生重视诗歌研究，也重视诗歌创作。文集卷六《诗文创作》收录了作者的旧体诗词、新诗和散文作品，可见作者既是学人，又是才人，现仅举一例说明作者在诗歌创作上的成绩。韩成武先生《夜乘火车过剑门山》云：“银汉微茫月一痕，险峰森列荡心魂。此身不是骑驴客，午夜飞车过剑门。”此诗作于1973年冬，时韩成武先生乘火车翻越剑门山去往蜀中（按：剑门山也称剑门、大剑山，古称梁山，是龙门山的支脉，东西绵延数百里，最高峰海拔约1200米）。剑门山宛如石壁，但在石壁中间有一狭窄通道，两面崖壁相对如门，故称剑门。三国时期，诸葛亮在这里依险建关，就是剑门关。剑门关是“蜀北之屏障，两川之咽喉”，是入蜀的重要关隘和兵家必争之地。此诗的前两句，写的就是作者夜过剑门所见的险要地形。该诗的后两句使用了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的典故。陆游诗云：“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 细雨骑驴入剑门。”关于此诗，钱仲联谓为愤慨之言，他说：“时（陆游）方离南郑前线往后方，恢复关中之志不遂。‘合是诗人未’者，不甘于仅为诗人也。”（《剑南诗稿校注》卷三）钱锺书所见与此不同，他说：“韩愈《城南联句》说：‘蜀雄李杜拔’，早把李白杜甫在四川的居住和他们在诗歌里的造诣联系起来；宋代也都以为杜甫和黄庭坚入蜀以后，诗歌就登峰造极——这是一方面。李白在华阴县骑驴，杜甫《上韦左丞丈》自说‘骑驴三十载’，唐以后流传他们两人的骑驴图；此外像贾岛骑驴赋诗的故事、郑綮的‘诗思在驴子上’的名言等等，也仿佛使驴子变成诗人特有的坐骑——这是又一方面。两方面合凑起来，于是入蜀道中、驴子背上的陆游就得自问一下，究竟是不是诗人的材料。”（《宋诗选注》）钱仲联与钱锺书对陆游此诗的解释颇为不同，韩成武先生似是同意钱锺书的解释。其诗的后两句是说，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和杜甫都曾骑驴，又都有在四川生活的经历。所以宋代诗人陆游冒着微雨穿过剑门关去往成都时要想一想自己“究竟是不是诗人的材料”。此时韩成武先生乘火车过剑门关，虽然自己“不是骑驴客”，没有骑着“诗人特有的坐骑”，但毕竟也是要去往李白、杜甫、陆游生活过的蜀中，所以也要同陆游一样想一想自己“究竟是不是诗人的材料”。我以为此诗的后两句暗含踵武前贤之意，只是写得极为含蓄。而通观作者的旧体诗创作，可知杜甫、陆游等诗人的诗作对作者的确有极大的启发。韩成武先生既能从事研究，又具有创作能力，这在当今的古代文学研究者中也是较为少见的。

    古代文学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古代文学研究需要不断推进和深化。我认为《韩成武文集》的出版，不仅能够推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其中所体现出的治学方法对古代文学研究者也多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