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林：念兹在兹，十年辛苦不寻常

    十年辛苦不寻常。2023年11月，王树林教授辑校的《高士奇全集》附《高氏家集》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面世。该书的出版，必将进入古籍整理的年度大事记。全书20册455万字，殚精竭虑，锐意穷搜，广征博取，蔚为壮观。清代学者王鸣盛曰：“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作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资助项目，此大著自2015年正式立项开工，至今已历十余年。此间王教授四进北京、三下南京、两至上海、一访嘉兴平湖、再至杭州——奔波劳顿，拍照笔录，十年磨剑，艰辛倍尝。

    纵观这套《高士奇全集》，窃以为辑校特色至少有三。

    首先是“全”，即蒐集全面，广征博 取，了 无遗漏。高士奇（1645-1703）是康熙皇帝玄烨的贴身文学侍从，南书房行走三十余年，官至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詹事府詹事、礼部侍郎。其在经学、小学、文学、博物鉴赏、书画诸方面皆深有造诣，博学多识，著作宏富。其长子高舆为其父撰写《行述》中著录其著述已成者五十一种，属稿未定者四种。因著作随著随刊，初编各种皆以单刊行世，亦有刻毕又删弃者，散落不少。后虽有家人及学界后人汇编总集，并行于世。但收书不一，现存国内各大图书馆所著录各异。为了全力做到无遗珠之憾，王树林在辑校中对版本搜求可谓用功勤苦。广搜诸家版本工程浩大，又需比勘对照，严选善本为底本。如《左传纪事本末》，编者不仅得朗润堂藏版之康熙刻本，还搜集到《四库全书》本、江西书局本、石印《历朝纪事本末》本、湖南思贤书局本、广雅书局刻《纪事本末汇刻》本等版本。并严考各本源流得失，发现四库馆臣据康熙本收入《四库全书》时，已据《左传》原书及其他典籍加以校订，故而《四库全书》本质量较康熙原刻本为优。经比较异文，江西书局刻本以康熙刻本为底本，于原文错讹处颇多纠正，可称后传之佳本，中华书局出版之杨伯峻先生点校本即依据江西书局本整理。同治以后诸本皆无大发明。最后定康熙本为底本，校以诸家刻本，使本编集诸刻之长，可称一部全新善本。有些刻本、抄本、孤本颇难寻觅，尽搜尽收殊不易。如《瓶庐韵笺》，仅存清华大学图书馆；《田间恭纪》唯南京图书馆藏《清吟堂集》中存有一帙；《江村类语》惟抄本一帙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皆为孤本。而《独旦集》五种中，《独旦集集唐》《独旦词》《独旦集文稿》《独旦集赋稿》皆罕见其传，五种齐备者仅于博古斋拍卖会上才得一见。同时，该辑校补遗、辑佚，用功甚深。士奇集外诗文颇多，散见于清初总集、别集、书画题跋中，遗珠搜辑，颇费工夫——就《诗文补遗》观之，诗词辑得37首，序文21篇，碑铭、表奏、记赞等文46篇，书画题跋近200例，抉隐索幽，爬梳抄理，一编洋洋大观，实难能可贵。

    将高士奇诸家版本一一梳理而“一网打尽”之外，该辑校另附新辑《高氏家集》十三种，附《高士奇全集》之后出版问世。高士奇平湖后人是一支重要文化家族，文脉相承，延续至今。高士奇在世时即极为重视家族文化传承，辑余姚高氏先人家集刊刻行世。高氏后人诗书传家，笔耕墨耘，有不少著作传世。尤其高轩一支，自其子高衡以下五代，人人有集，弥足珍贵。王树林在原高士奇旧辑的基础上再添辅集，亦可为中国世家文化研究之一助。

    其次是“严”，即体制严整，布局合理，分类确当。全集以高士奇个人著述汇为正编，以高氏家集辑为附编。每编后采录高氏传记碑铭、投赠唱和之属，各为附录。总体布局，逻辑严整。不仅为高士奇研究汇集了基本文献，也为高氏世家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我们提供了从清初至晚清的一个缙绅家族的文化风貌。高士奇文献存世卷帙浩繁，编纂分类，其体制严整。王教授整理时借鉴胡重辑《高文恪公四部稿》分类之法，参考清人《四库全书》分类经验，并结合当今图书目录分类之规范，将高氏著作重新分为四部，即经传小学类、文学艺术类、随笔杂记类、杂撰杂编类。使高士奇每一文化层面的文献著作归属清晰，为后人对高士奇不同方向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方便。《全集》中各书体例，皆一遵底本原貌，不另添枝叶。别本序跋或提要非底本所具者，皆全部移入该书之后附录。保证了底本之真，善本之善，为古籍整理者树立了典范。各原底本目录，或有或无，驳杂不一，今全集统编总目、细目。作为汇辑个人总集，不仅保存了底本原貌，又统归于全集之一体，合情合理，体制严谨。同时，《高氏家集》之编纂，略仿全集之例，著述排纂，以时代先后为秩。不仅可看出一个家族的文化传承，又可见一个世家的人文兴衰。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又对有集已散佚、或无集有文传世者，搜辑其遗佚，汇为补编。其散见各书有涉平湖高氏资料者亦辑为附录，保证了全书体制的统一。

    复次为“精”，即精选善本，悉心点校，一丝不苟。王树林在辑校之“编例”中说：“士奇著述，或撰或辑，精粗不一，本编务求完备，皆广为搜罗，使无遗珠之憾。《四部稿》所收士奇校刻之书，如《岁华纪丽》《绝妙好词》之属，不足云其述作，则摒而不收。若《词林闲笔》《江邨印谱》等书，既属伪书，亦不阑入。”是故在相关各书校点中，王树林广求异本，努力穷尽搜索，在各种版本的基础上，对照比勘，臻选善本。编中各书多以高氏康熙自刻本为底本，执祖本以求各本之异同，源流清，因革明。整编校勘用力甚多，以版本对校为主，以本校、他校、理校为辅，有旧校可资利用者，亦斟酌取纳。底本有讹、脱、衍、倒，或他本异文足资参稽者，则出校记。校记不枝不蔓，避开繁琐考证，力求简明。校记或置于每卷之后，或置于当篇之下，颇便读者参阅。而古人用字，纷乱多歧，势难画一。今于俗字异体酌予统一，通假字、古今字则一仍其旧，版刻讹字或笔画小异讹混之字则径改。张之洞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谋书宜读而不得精注本，事倍功半。”如今王树林辑校本在手，不仅为古典文学教学研究者贡献了善本，亦为坊间文史爱好者提供了方便。

    记得南京大学董健先生有一文曰：教育的商品化、产业化，让人急功近利，坐不住冷板凳，难免使教育失其本义。而王树林教授所做的，恰恰就是“十年磨一剑”的“苦力活”，不敢说“字字看来皆是血”，但“十年辛苦不寻常”却是货真价实。恩师华锺彦先生四十多年前在讲《诗经》的课堂上，就谆谆告诫弟子：要搞文学，先下大功夫治经史。是故时下需要的，恰恰是能够像王树林先生一样念兹在兹、探幽发微、坐得住冷板凳的学者。

    （作者为湛江科技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