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秋华
校一本书稿,看到其中有句话说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写于1956年。查《辞海》(第七版)核实,见“《茶馆》”条写道:“话剧剧本。老舍作于1957年。”“老舍”条中说:“1957年写作《茶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杰出话剧作品之一。”
固然,《辞海》是非常权威的工具书,笔者平常审校稿件甚或写文章,知识性、史实性的说法往往直接参照《辞海》中的说法。但是,《辞海》也有不准确乃至出错的可能。笔者曾据查阅时发现的情况,撰写《狼牙山五壮士中有“宋学文”吗?》(载2019年7月31日《语言文字周报》)一文指出《辞海》(第六版)中的一处人名差错,另有多个词条修改建议直接为《辞海》所采纳。如今又遇书稿中的说法和《辞海》不一致的情形,这再次引发了笔者探究的兴趣:《茶馆》真的写于1957年吗?
很多作家会在作品后标明写作时间。可是,查《老舍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并没有在《茶馆》后看到写作时间。老舍先生与《茶馆》有关的文章,如《谈〈茶馆〉》《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看〈茶馆〉排演》,均没有提及《茶馆》的写作时间。老舍先生《茶馆》手稿上想必未留写作时间,起码老舍先生之子舒乙《由手稿看〈茶馆〉剧本的创作》一文中未明确言及。
舒乙先生的著作中有没有写到《茶馆》的写作时间呢?在《老舍》(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后多次在其他出版社重版)一书中,舒乙先生写道:“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确使老舍的创作进入了黄金季节。1957年上半年老舍完成了话剧《茶馆》的创作,它是这个黄金季节的代表作。”收录于舒乙先生《我的思念——关于老舍先生》(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的《老舍和满族文学——在中国满族文学史1980年学术年会上的发言》说:“老舍先生的作品中涉及到满族的有两部:一部是1957年写的话剧《茶馆》,另一部是1962年写的小说《正红旗下》。”该书《有人味儿的爪牙——老舍笔下的巡警形象》一文,在写到老舍先生笔下的一种巡警形象时说:“属于这类作品的有长篇小说《四世同堂》(1944~1948)、话剧《龙须沟》(1950)、话剧《茶馆》(1956)。”这是将《茶馆》的写作时间括注为了1956年。可见,在舒乙先生笔下,《茶馆》的写作时间也不统一。笔者阅读量有限,不知舒乙先生其他著作有无对《茶馆》写作时间的更详尽的说法。
作家年谱、年表对了解作家的创作情况有很大的帮助。《老舍年谱》,笔者所得一共有三种,编撰者分别为郝长海、吴怀斌,甘海岚,张桂兴。查郝长海、吴怀斌编《老舍年谱》(黄山书社1988年版),甘海岚编撰《老舍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均未看到有对《茶馆》写作时间的记录,二者均只记载了《茶馆》的发表时间。前者在“1957年58岁”(“58岁”为周岁)部分有这样的记录:“7月24日,由巴金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收获》在上海创刊。老舍的著名话剧《茶馆》在创刊号发表。……”后者“一九五七年 五十九岁”(“五十九岁”为虚岁)部分“七月二十四日”条则写道:“《茶馆》(三幕话剧)发表在《收获》第1期(创刊号)。……”应该说,二者关于《茶馆》发表时间的说法都是准确的(前者说“由巴金主编”,其实是由巴金、靳以共同主编)。而张桂兴编撰的《老舍年谱》(上、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不仅写到了《茶馆》的发表时间,而且涉及了《茶馆》的写作时间。无怪乎舒乙和舒济在张桂兴本《老舍年谱》序言中说“张桂兴的《老舍年谱》是最详细的,是最新的,是最具工具性的”。该书“1956年57岁”部分写道:
同年,四幕六场话剧《秦氏三兄弟》(《茶馆》前本)完稿。载《十月》1986年第6期。初收《老舍文集》第12卷,现收《老舍全集》第11卷。该剧本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征求意见时,导演、演员建议以该剧的第一幕第二场的“茶馆”为主线重新创作。后来老舍采纳了这个建议,遂放弃了这个剧本,终于创作出了《茶馆》一剧。(《〈秦氏三兄弟〉注》)
同年,《茶馆》脱稿。据《老舍新作〈茶馆〉脱稿》说:“全剧四万来字……以北京茶馆为背景,通过出入茶馆的一些人物的活动,从侧面揭露出旧社会——戊戌政变时期、军阀混战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黑暗。”(本年12月22日《北京日报》)
张桂兴编撰的《老舍年谱》(上、下)初版于1997年,2005年所出为第二版。这两段文字,2005年版与1997年版相比,只是第一段在原先“初收《老舍文集》第12卷”之后加了一句“现收《老舍全集》第11卷”,第二段将原先“《老舍新作〈茶馆〉脱稿》云”中的“云”改成了“说”。其中“《秦氏三兄弟》”,即“《茶馆》前本”,剧名是该剧本在《十月》1986年第6期上发表时取的。“《老舍全集》”,当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查《老舍全集》第十一卷《秦氏三兄弟》,见剧本正文前有一段话,当为张桂兴《老舍年谱》中所谓“《〈秦氏三兄弟〉注》”:
一九五七年,作者写完此剧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征求意见,该院演、导人员建议以此剧第一幕第二场的“茶馆”为主线另写剧本。作者采纳了这个意见,写出了《茶馆》一剧,遂放弃此本。
张桂兴先生未把此条列在“1957年58岁”部分,应是认为称《秦氏三兄弟》完成于1957年是错误的。因为《秦氏三兄弟》是《茶馆》的“前本”,而据《北京日报》,《茶馆》1956年即已写出。按图索骥,笔者果然在1956年12月22日《北京日报》找到了关于《茶馆》的报道,标题是《老舍新作“茶馆”脱稿》(标题和正文中,《茶馆》用的都是双引号而非书名号),未署作者名,全文如下:
虽然老舍说,他今年在创作上“歉收”,可是这位以勤劳著称的老作家,最近还是写成了一部话剧“茶馆”。
从“茶馆”这个新颖的名字看来,就知道大概是描写北京茶馆的。不错,它是以北京茶馆为背景,通过出入茶馆的一些人物的活动,从侧面揭露出旧社会——戊戌政变时期、军阀混战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黑暗。当然,作者不是写历史,只是从他所熟悉的生活、人物,用艺术手法创造出来的一部作品。
在这部作品里,有正直的老百姓,也有人类的渣滓——“世袭的特务”等;有西服革履的,也有穿长袍马褂的;……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因为前后是三个时代,所以剧中人有的在第一幕出现时是青年,接着就变成中年,最后成了老头了。
“茶馆”的语言洗练、隽永,全剧不过四万来字。它将由明年出版的一个大型文艺刊物发表,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脱稿”义为文稿或书稿写完,这则报道清楚而有力地表明:《茶馆》写于1956年。它不仅介绍了老舍先生“新作”《茶馆》的内容,而且预告了《茶馆》的发表时间和演出单位,非得到了可靠消息不可能写得如此详细、准确。《茶馆》前本《秦氏三兄弟》写了四个时期的故事,而《茶馆》正是写了三个时期的故事。迄今,这则报道似仅张桂兴先生编撰的《老舍年谱》提及,笔者推测很多人不知或已忘记其存在。
资料表明,老舍先生带着后来被取名为《秦氏三兄弟》的剧本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剧院沟通、交流时,曹禺先生在场。查田本相、阿鹰编著的《曹禺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见“1956年 四十七岁”部分“10月8日”条写道:
老舍先生带着一部尚未定名的新作读给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刁光覃、夏淳等人听。这个剧本的主线写秦氏一家人的命运,从“戊戌变法”开始,一直写到解放后的第一次普选。其中第一幕第二场的戏是发生在一家茶馆里。曹禺等人听后,一致认为其中茶馆一场写得十分精彩,气魄很大,人物众多,且个个栩栩如生。二十几分钟的戏,生活气息浓郁,情节动人,色彩斑斓,是大手笔的写法。大家建议老舍先生以这场茶馆的戏为主,发展成一部多幕剧,这部戏的名字可以就叫《茶馆》。老舍先生采纳了这个意见,并说:“仨月后,我交剧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
这里所写的,即为当时的情景。只是,其中有不确之处:《秦氏三兄弟》并未写到“解放后的第一次普选”。该剧四幕六场,第四幕即最后一幕,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48年春。那么,源自《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的“1956年10月8日”这个时间是准确的吗? 不得而知。
另外,笔者还查阅了曾扮演话剧《茶馆》中王利发一角的著名演员于是之《老舍先生和他的两出戏》(载《北京文学》1994年第8期)一文。于先生在文中说:“我知道老舍先生写出了《茶馆》,是在1956年秋”,“《茶馆》剧本1956年交稿,1958年才演出”。但该文相关部分写到1956年秋郭沫若用《虎符》演出成功的“上演税”“请剧院和科学院的人们去周口店参观猿人遗址,并共进午餐”,若据林甘泉、蔡震主编的《郭沫若年谱长编(1892—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其时《虎符》还未上演,因此于先生说法中可能亦有不确之处。
即使是当事人,若未在第一时间准确记录,日后回忆时也可能出现记忆偏差。相较而言,新闻报道更为可靠。因此,笔者认为,仅就《茶馆》写作时间而言,据《北京日报》说《茶馆》写于1956年是合适的。笔者猜测,1957年上半年老舍先生有可能在《茶馆》发表前对作品进行了润色。果如此,也只能说这是创作上的正常现象,不足以改变《茶馆》写于1956年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