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时代”“古代晚期”还是“中世纪早期”？

    ■赵凯

    在描述5世纪欧洲罗马帝国“衰亡”和14—15世纪近代“开启”之间的近1000年历史时所惯用的各种词汇中，充斥着各种并不妥帖的用语。比如，“中世纪”（the Middle Ages）暗示着这是一个辉煌时期和另一个辉煌时期的过渡阶段，是一次社会进步的“中断”；又比如，代称中世纪的词汇——“黑暗时代”（the dark ages），是与“光明”相对的视觉上的比喻，暗示着混乱、蒙昧和迷信。

    如今，“中世纪”一词因为缺乏其他简洁而有说服力的替代品将一直被使用下去，但“黑暗时代”这个比喻，几乎已经完全被严肃学界抛弃了。不过，如果稍稍回溯这个词语（比喻）的使用，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我的命运就是生活在纷繁复杂的风暴之中。但对您来说，也许，如果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您能比我活得更久，就会看到一个更好的时代。遗忘的睡眠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当黑暗散去，我们的子孙才能重获昔日的纯洁光辉。

    14世纪的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h）在长篇史诗《阿非利加》（Africa）中颠覆了传统基督教文学的比喻，将富有文化成就的古代视为光明的，而将自己生活的时代视作黑暗，他向往着将拉丁语恢复成古代纯洁的样貌。到了15世纪，罗马学者弗拉维奥·比昂多（Flavio Biondo）在彼得拉克的两分法的基础上，加上了一个“更好的时代”，并相信自己已经进入了这个时代。他们相信自己所处的时代是古典文化重生的时代，希腊语从濒临遗忘的状态下被拯救，拉丁语中的错误得到了修正，哲学、神学和艺术都焕发了新生机。

    有趣的是，这个文学艺术领域的概念后来成为了宗教领域的对手都在运用的武器。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新教徒认为，罗马时代之所以是黄金时代，不仅仅是它的拉丁文学，更因为它见证了基督教的起源，中世纪之所以“黑暗”，也正是由于它是腐败的教会制度发展和确立的时期。而天主教学者巴罗尼乌斯（Caesar Bar⁃onius）也使用“黑暗时代”（obscu⁃rum saeculum）一词来形容888年加洛林帝国分裂与1046年教宗克莱芒二世改革之间的历史。在加洛林帝国时代，罗马教会获得了查理曼保护下的权威，在教会神职人员的参与下，帝国的经济、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克莱芒改革之后，教会从高度分散的组织逐渐发展为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集权体系。而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无疑是天主教会的一段“黑暗”时期。

    到了17—18世纪，在启蒙风潮下，中世纪的“信仰”当然成为了“理性”的对立面，在斯宾诺莎、休谟、狄德罗、狄德罗、伏尔泰和托马斯·潘恩等一连串启蒙人物的推动下，黑暗（dark）的中世纪成为了启蒙（enlightenment）攻击的对象。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则明确表达了对“黑暗时代的垃圾”的鄙视。

    同样的一个词，“黑暗”在浪漫主义盛行的19世纪则逐渐褪去了贬义。当时欧洲处于新兴的民族国家整合的阶段。尤其以德意志、法兰西为代表的国家通过描述黑暗时期民族迁徙、定居和确立政权的历史，进而为声张领土主权赋予历史合法性，也为现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寻找合理性。甚至，连新世界的美国中世纪学者之中，也存在着运用黑暗时期的迁徙“蛮族”的历史来为白人殖民者在美洲大陆的扩张寻找历史原型的研究。“黑暗”作为时代背景，是英雄的舞台。

    无论带着什么样的目的去描述和诠释，宗教改革派、启蒙思想家还是浪漫主义人士似乎都认为中世纪就是“黑暗时代”。不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种克制的声音认为，如果实在要使用这个词语的话，也必须为整个中世纪划分出明确的时期，只有其中的某个时期是“黑暗”的。查尔斯· 欧曼的《黑暗时代：欧洲夜幕闪现文明曙光（476—918）》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书中，作者所说的黑暗时代，始于476年西罗马帝国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日耳曼军事领袖奥多亚克胁迫退位，它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欧洲世界混乱的开始，终于东法兰克的法兰克尼亚公爵康拉德一世去世，在这之后，萨克森公爵“捕鸟者”亨利成为了国王，开创了萨克森王朝，为建立德意志王国的秩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欧曼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格兰著名的军事史学家。自爱德华· 吉本上一个世纪的巨著之后，已经罕有作者有兴趣尝试这样横跨欧洲大陆的全景式历史书写了。而在欧曼之后，对中世纪的历史研究将很快加入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相关的新方法，年鉴学派就是这类研究的典型代表，他们关注“长时段”的重大问题，而不怎么关心编年史家笔下具体的历史叙事。而1971年彼得·布朗发表《古代晚期的世界》（The WorldofLate An⁃tiquity）以后，历史学家甚至不太用价值判断的词汇——“黑暗”“衰落”等——而是使用诸如“过渡”“转型”等客观描述的词语来描述中世纪。

    而对于不熟悉学术发展的普通读者而言，面对脱离了具体历史叙事的历史作品就像乘坐小舟漂浮在茫茫大海上，而视小心翼翼的学术态度为困扰，甚至会恼怒地将这种态度视为某种学术上的政治正确。对于他们而言，包括欧曼在内的编年史作者所提供的作品，那些用时间和历史人物推动的事件编制出来的经纬线条更有助于快速了解全貌。事实上，作者在前言中表明，这部作品正是希望对学习欧洲历史的学生有所帮助。尽管该书写于100多年前，但其中包含的历史事实大多真实可靠，细节引人入胜。因此，即便进入21世纪，也一再获得再版。大概每一位热心欧洲中世纪史的普通读者，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需要的信息和阅读的快乐。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翻译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