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打开中国民谣之窗

    中国诗歌有两条发展线索，一条是士大夫的雅文学，巅峰是唐诗宋词；一条是老百姓的俗文学，以民谣为重要载体。长期以来，雅文学占据主导地位，但民谣的集子却凤毛麟角。

    清朝末年，意大利外交官兼汉学家威达雷对中国民谣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凭借流利的汉语和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便利，搜集民间儿歌和民谣，从中选择170首，于1896年在北京印行，名为《北京儿歌》。更可贵的是，威达雷为每一首民谣都添加了英文注解和英文翻译，外国人了解中国民谣的第一扇窗户从此打开。

    威达雷（VITALE Guido Amedeo），又译韦大列、卫太尔，1872年11月28日出生于意大利。他的父亲能用英语和法语创作诗歌，经常在当地的杂志上发表，威达雷对语言和文学的兴趣可能受此影响。青年时期，威达雷进入那不勒斯东方学院，学习汉语及其他东方语言。东方学院是一所汉学渊源深厚的专门学校，前身是创办于18世纪前期的中华书院，早期在培养传教士的同时，还培养了不少中西语言翻译人才。

    在东方学院，威达雷曾师从诺全提尼（Lodovico Nocentini）学习汉语读写，诺全提尼1883～1888年担任过上海领事馆的翻译。1891年，威达雷从东方学院毕业，获得中文证书；1892年，他在恩师诺全提尼的推荐下前往中国，1893年3月，正式担任意大利驻中国使馆翻译。威达雷在意大利学习时，由于缺乏汉语环境，他还不具备汉语对话能力。来到北京后，他寻找一切机会和本地人交流，几周后，口语就说得非常地道了。

    在北京，威达雷经常听到妇女、儿童在工作、玩耍时哼唱歌谣，这种口头文学反映的是最真实的生活、使用的是最鲜活的词语，对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掌握汉语口语很有帮助，他决定编写一本英汉结合的北京民谣集。

    威达雷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收集民谣。最直接的方法当然是走进街巷，以旁观者的角度，直接记录下老百姓不经意间吟诵出的歌谣。但在19世纪末的北京，外国人很少，他们不管出现在哪里，立刻就会吸引人们既好奇又警惕的目光，想要静悄悄地记录是很难的。

    威达雷找到了他的汉文老师，老先生尽力帮助威达雷搜寻民谣。但搜集了40多首后，他撂挑子了：“我找了不少人，他们背诵给我的都在这里了。今后我就爱莫能助了。”没办法，威达雷在北京阜成门外租了一处房子，方便从过往行人那里搜集民谣。马神庙地处交通要道，来往的商旅和市民络绎不绝，威达雷有时请求他们背几段熟悉的民谣，有时候又拿出抄写在纸上的长短句，请他们鉴别真伪、核对词句。对于搜集到的民谣，威达雷不满足于只抄录原文，而是同时了解它们的使用场景和每个词语的含义，意图让阅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比如《拉大锯，扯大锯》一首，威达雷写道：“哼唱这首歌谣时，母亲或者家庭中的长者，把婴儿托在手上，左右摇晃，仿佛正在拉一张锯。”

    威达雷要编写的书是面向外国人的，因此，搜集民谣并用汉语记录，只完成了第一步，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英文注解和翻译工作。威达雷发现，将北京口语准确地转换成对应汉字已属不易，理解它们的含义并翻译成英语更加困难。接下来的几个月，他利用一切时间抓紧翻译，终于在1896年秋完稿，并于9月在北京北堂印书馆出版。书名为《北京儿歌》，副标题为“首次搜集整理并添加注解翻译”。

    这本书收录170首民谣，共220页。每首都包括汉语原文、英文注解、英文翻译。英文注解部分尤其有价值，它分为两小节，首先向读者介绍这首民谣的吟唱场景，接着对重点词语注音和解释。翻译部分则力求传神达意，不追求押韵。

    威达雷希望阅读这本书的读者可以有三个收获：第一，学习到别处不易见的字和词语；第二，了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第三，从中国平民中发现“真的诗歌”。在收集和整理民谣的过程中，威达雷发现：最真挚、最能触动人心的诗歌，就藏在民间。

    有研究者根据内容，将170首民谣分为8类，分别是游戏（娱乐）、生活、常识、滑稽、风俗、摇篮曲、信仰和时政。其中生活类有59首，占三分之一，有很多站在儿童或妇女的角度，述说他们生活中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民谣为弱者伸张正义的功用。比如“铁蚕豆，大把儿抓，娶了个媳妇就不要妈。”这可以看做母亲对不孝顺的儿子的控诉，通过民谣的传唱，从舆论上起到了劝孝的效果。

    威达雷对民谣的注解和翻译，不仅对当时的外国人很有帮助，对我们现在理解百多年前的北京市井生活同样大有裨益。《北京儿歌》中出现的常见生活物品有170多种，像钱棹子、乍板儿鞋、磕郎球、火镰儿等，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是什么了，但英语翻译是很好的提示。如“脸擦官粉玉簪花儿香”中的官粉，威达雷的翻译是“白色的化妆粉”，这就很好懂了。

    1918年2月，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简章》为标志，北京大学发起了中国歌谣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1922年《歌谣》周刊创刊，周作人在发刊词中，赞扬了威达雷的贡献：“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未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

    出版20多年后，威达雷的书还受到了胡适的关注，认为他为后来的白话文运动做了一件好事。胡适在1922年的《北京的平民文学》中说：“前年常惠先生送我一部《北京歌唱》（Pekinese Rhymes），是1896年驻京义大利使馆华文参赞卫太尔男爵搜集的。……卫太尔男爵是一个有心的人，他在三十年前就能认识这些歌谣之中有些‘真诗’。……我现在从卫太尔的书里，选出一些有文学趣味的俗歌，介绍给国中爱“真诗”的人们。”胡适挑选了16首歌谣，推荐给新诗作者，希望他们能从中吸取营养。

    作为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北京儿歌》揭开了中国民间诗歌对外传播的序幕。1900年，美国传教士何德兰出版了《孺子歌图》，收录有138首中国童谣，每首除了中文原文、英文标题、英文译文外，还配有插图。这本书在美国纽约出版，以美国儿童为目标读者，在海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32年，约翰逊在北京出版了《北平歌谣》，收录歌谣214首，这本书的编成也受益于威达雷的工作，作者在序言中特意向他致谢：“有了荷兰公使馆威达雷男爵的工作，本书的编辑和翻译得以顺利进行。”

    201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合并影印出版了威达雷的两部汉学著作《汉语口语初级读本》和《北京儿歌》。这位中国民谣的早期推广者，依然没有被人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