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山遗址七号井出土简牍的年代

    兔子山遗址位于益阳市赫山区内的一座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山岗上。山岗名铁铺岭，故又名铁铺岭遗址。遗址于1978年发现，初步认定为战国秦汉益阳县治所所在。2013年，益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勘探、发掘，出土简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即介入发掘。在有限的发掘面积内，清理古井16口，有11口井出土简牍。即将出版的七号井（J7）简牍，是该系列资料整理成果的一部分。要准确把握资料价值，年代问题至关重要。

    在年号纪年产生后，判定具体年份容易，在此之前未必如此。当时的行政文书有着较为固定的行文格式，常以“某年某月某日朔某天”作为文书的开头，清晰而明确地表明文书的书写日期。兔子山七号井所出简牍亦如此。

    带有纪年朔日干支的简文，尤以三年、七年居多，另有1枚十一年的朔日干支。究竟是朝廷纪年，还是王国纪年，需综合各种因素，给出准确的判断。比如，“三年八月庚辰朔癸”纪年简，查阅张培瑜、李忠林、朱桂昌诸家历表可知，从汉兴至武帝建元以来，八月朔日是庚辰的年份有高后三年/长沙共王二年（前185）和文帝后五年/长沙靖王二十年（前159）。采纳文帝后五年，将与其他纪年简的朔日干支矛盾，故只能是高后三年。同样，十一年的纪年简，就朝廷而言，汉高祖、汉文帝有十一年的纪年（前196/169）；就长沙国而言，长沙靖王吴著（或作产）亦有十一年的纪年（前168）。重新核验相关历表，只能是汉高帝十一年。

    以此为准，对各地层出土的纪年简展开核验，可以确定：一至三层出土的纪年简有限，多见高后三年（前185）的记载；第四层纪年简也以高后三年为主；第五层出土简牍较多，且明显地分为两个堆积，故是以“壹”、“贰”为区分，高祖（即，见“十一年”纪年简）、惠帝、高后纪年简均有之；第六至九层中，六、九层纪年简较少，八层无纪年简出土，主要见于第七层，有惠帝、高后纪年，且以惠帝六年（前191）、七年（前190）为主。纪年简牍与考古层位就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见的对应关系，亦即，年代较晚的出土层位在上、年代较早的出土层位在下。相关层位纪年略有残缺的资料，也可以据此推定其大致年代。

    ⑤壹10单独出现了“壬午”“辛巳”和“庚辰”三个干支，据相关推算可知，三个干支恰好是高后三年四月、六月、八月的朔日。汉初以十月为岁首，根据已知残断部分，可补全其余朔日干支，大致实现全简及简册复原，复原部分以虚线表示（上图）。这极可能是县廷书吏放在手边使用的简易历谱。

    将七号井视为汉初长沙国记载的另一个关键证据是简文中所见的“丞相苍”。结合纪年简的讨论可知，“丞相苍”并非是汉文帝时的丞相张苍（前176，御史大夫张苍继任为丞相），只能是以长沙国丞相而被封为轪侯的利苍，亦即马王堆二号汉墓的墓主人。习字简中所见到的“丞相府、内史府、中尉府”等记载，更进一步夯实上述结论。

    由此，或许会让我们反思汉初王国纪年问题。

    司马迁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有“长沙文王吴芮元年”“淮南厉王长元年”“吴王濞元年”等记载，王国纪年与朝廷纪年同步。对此，顾炎武、赵翼等等先贤学者已有关注。顾氏在《日知录》写道：“汉时诸侯王，得自称元年。……又考汉时不独王也，即列侯于其国中，亦得自称元年。”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明确提出，“汉时诸侯王国各自纪年……以侯国年岁记天子之事”。或据此认为这是汉初王国具有独立性的表现之一。结合七号井纪年简可知，汉初诸侯王国可以采用自纪年的形式，也可以采用朝廷纪年的形式，未必具有今人所赋予的特别政治意义，也未必与中央集权加强或弱化有必然关联——从走马楼西汉简（汉武帝初期）与兔子山七号井简牍（汉初惠帝、吕后时）来看，确实如此。

    按，关于走马楼西汉简的年代，从整理成员的相关研究看，一般认为是在武帝元朔元年（前128）至元狩三年（前120），对应的是长沙王刘庸元年至八年。从新近刊出的《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选粹》看，刘姓长沙国的纪年简，大致可粗分为三种情形：一是长沙国自纪年，且所占比重最大；二是自纪年与朝廷纪年并用，主要体现在遵守朝廷的相关政令（含赦令）；三是与朝廷发生交涉时，需采用朝廷纪年。如此一来，就不得不思考这一问题：为什么兔子山七号井未见长沙国自纪年的资料呢？ 是因为所见资料太过有限，还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呢？我们虽倾向于后者，但为何如此，尚不得而知。

    七号井纪年简还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误书。

    如上，记录具体日期的信息在简牍的起始部分，理应准确无误，但仔细考察简文，就会发现个别地方存在明显的书写错误。比如，④5释文作“三年八月辛亥朔甲辰”，按干支记日的规则：若三年八月的朔日是辛亥，甲辰就是这个月的第54天，秦汉时期所使用历法没有任何一种会出现一个月有五十余天的情况。通过其他资料的比对可知，三年八月的朔日是庚辰，那么甲辰就应是该月的第25天。所以，我们认为此简书写错误的原因在于误书朔日。类似问题，在其他简牍材料中也可以见到。今人因粗心或笔误造成误写等问题，古人想必也会如此吧。

    文书简牍多数出自“刀笔吏”之手，七号井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刀笔吏，叫做“启”。④100释文作“三年正月乙丑，益阳行丞启敢言之”，此时启代行县丞之职，到本年七月仍是如此；④55释文作“三年八月庚辰朔癸未，益阳丞启敢言之”，此时的启已荣升为县丞。他极可能是因为积功劳而升迁，一如张家山《功令》简之所见。与睡虎地西汉简中那位叫“越人”的官佐相比，虽不清楚启到底经历了多久才升任到县丞，但他毕竟是幸运的——因为越人历时15年仍未被提拔，且极可能在官佐之职上终老余生吧。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在益阳兔子山七号井汉简的资料过程中，张桑田负责纪年简的梳理及复原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