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的《深圳人》

    薛忆沩用16年时间成就的“深圳人”系列小说在国内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而自从2016年被翻译成英文，以Shenzheners为书名出版之后，这个系列作品在新的语言环境中获得了更多的认同。这部作品也使薛忆沩成为在蒙特利尔“蓝色都市”国际文学节上获奖的唯一的中国作家。

    蒙特利尔市最大的英语报纸《蒙特利尔公报》曾经以《中国文学的秘密终于在加拿大显露》为题，用整版篇幅对Shenzheners进行报道：“小说集中松散却有内在联系的故事，呈现了来自中国最年轻都市不同阶层个体公共和私人的生活。流畅的翻译让我们得以在这些貌似有着小规模顿悟的低调故事中一窥‘深圳人’的灵魂，而小说集的标题也就此回应着另一种城市故事——乔伊斯的《都柏林人》。”

    “深圳人”系列小说为什么会引起西方读者的兴趣？ 作为一名长期聚焦薛忆沩作品的研究者，我很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小说文本之中，而不在文学史家的书案之上。

    《深圳人》的精神底色是个人的生存痛苦。《神童》中，人们只看到一个受家人宠爱、社会关注、媒体追捧的“神童”，却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他耀眼生活后面的黑暗。这位处于青春期性意识觉醒时期的少年，在他13岁生日前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同时经历了“天使”和“魔鬼”给他的身心所带来的巨大震荡和折磨。篇名极易让人联想到母亲与子女关系的《母亲》，实质上是一篇关于身处婚姻围城女子的内心煎熬和对爱与自由的渴望。作者以诗一般的文字描绘了“母亲”贪婪而又不动声色的魂魄偷窥、青苹果般的酸涩以及其暗自体会这番妙处的幸福。然而，颤动在小说第一句话中的期待与渴望，随着意中人的搬离，最后只能落空。薛忆沩写的是都市生活中最幽微的部分，所有的惊心动魄都发生在黑暗之中。那种短时间的伦理困境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遥远的记忆。与《母亲》相比，《父亲》中的“父亲”所承受的伦理困境一直伴随着他婚后的生活。由于妻子的阻拦，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失去挽救一个将要溺亡的陌生孩子的机会，因此而发生人格变异且终生承担良心的谴责。

    同样是发生在“黑暗”中的故事，《母亲》和《父亲》是通过主人公的视角，来一点点呈现内心的隐秘，而《剧作家》则是在“我”的窥探下揭开“剧作家”三年持续不断准时“默祷”的谜团。躁动难耐的“母亲”与良心不安的“父亲”，终归是忍了又忍，不了了之。而没有“忍”心的剧作家，先是没有“忍”住自己洪水般的嫉妒，伤害了准备与他去莎士比亚故乡共度蜜月的女友。而三年后的婚礼前夕，他在接听女友电话的时候，又没有“忍”住自己焦虑的情绪，被即将成为新娘的妻子发现。在接下来的六年中，妻子在他无力驱散的黑暗中越陷越深，终至选择以暴力的方式离世。

    “这些关于爱、失去以及归属的故事既充满东方式的感性，又到处有西方文化的参照——除了贝克特和保罗·奥斯特，薛忆沩还参考了莎士比亚、巴赫、普鲁斯特和昆德拉。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奇怪的混合，但在作者聚焦于后现代境遇个体存在不安状况的方式下，却适用于创造一个个忧郁和失败的无声肖像。”这是评论家斯蒂文·贝亚迪（Steven Beattie）对《深圳人》的评价。

    如果说斯蒂文·贝亚迪道出了《深圳人》之所以能够“走出去”的理由，那么出版商琳达·丽丝（Linda Leith）则阐明了其“走出去”的根源：“《深圳人》最令我喜欢的是它对人物的悲悯态度，以及它为读者提供的进入人物内心的通道。这是一些容易辨认的人物——他们不用名字而用身份来标识：比如‘村姑’‘物理老师’或者‘两姐妹’……这种标识的方式让我们能够像感受身边最熟悉的人一样去感受‘深圳人’的磨难、悲伤和情爱，同时又稍稍拉开了一点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这正好是让我们能够看到整体的距离。正是这种距离感与亲近感的糅合使得《深圳人》成为一部大作品：它是一道远处的风景，对于从未在深圳生活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同时又十分亲近、可信。”

    不难看出，对“普通人”的深切关怀，对“内心世界”的精细把握，以及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国际视野是“深圳人”系列的共同特点。这就是《深圳人》“走出去”的原因。现在，走向世界的《深圳人》，现在又以崭新的面貌问世，相信会再一次给熟悉和陌生的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和启示。诚如琳达·丽丝所言：“这种阅读不仅是为了阅读本身的乐趣，还是为了从我们自以为是已知的事物里面去获得新知。去发现我们一直‘知道’却直到现在才开始‘关心’的关于人的那些问题。去看细微的动作和精准的词语是怎么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自己与‘两姐妹’和‘小贩’分享的世界。用新的方式去看！ 这当然正好也就是这种阅读本身的乐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