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
张清华先生是一个道地的学者,但他更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作家。先前的诗集《形式主义的花园》、散文随笔集《海德堡笔记》等在大众视野里虽不是太抢眼,但在文学界和学界的影响不能算小。长期的诗歌散文创作让他对语词的敏感度大升,因为诗歌是在语词温床上孵出的仙鸟,只要她的翅膀一抖,羽翼缝隙掉落和升腾的都是语词。
每个民族都生存在自己的语言系统中。想必张清华对此会有更深的体味。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语言系统里,“性”和“色”,是两个讳言的词,所有与此有关的表达都模棱两可顾左右而言他。这两个词好像跟道德这个词相悖。古有“好德如好色”之说,喜好道德到无一复加的地步,就像好色一样了。这里,好色并非贬义,只道好色是一种寻常存在,这个存在应该是人人皆有的行为。进一步分析,这个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普遍性,也即确定性,二是喜好的程度,到顶了,不可能更多。像喜好色一样喜好道德,汉民族的道德水平何其高也。由“好德如好色”透露的秘密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不怕色,恰恰相反,我们把她与道德并立,这样的认知够前卫够高蹈了吧? 然而当需要用语词说清楚她时,语词又耍起了滑头,遮遮掩掩地打太极,隐晦而艰涩,色,又成了见不得人的厉鬼,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对她最好的表述。这是汉民族与西人的不同之处,深究其因,恐怕张清华又得再做一篇大文章了。
把“色”弄到极端的是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这是思想上的一次巨变,这次巨变非常有害,它让汉民族精神触角一下缩进壳里,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好奇心。五六百年后,西学又劲,“色”当别论的闸门开启,但对“色”的认知仍需时日。
《春梦六解》虽是散文,但张清华还是忍不住发一发评论家的感慨:“这一切,想来都与这汉代的文风有关,从楚辞里发育出这么一个怪物,滔滔不绝,一腔废话,像蝌蚪般繁殖出的词语,花哨绮靡匪夷所思的地步。”尽管张清华挑了汉代文章的眼,也只是解梦路上的一次闲叹,毕竟解梦开始了,更多的春梦正待他悟解。
博陵崔护的《题都城南庄》紧跟着来到他笔下。简言之,崔护生在唐朝,自幽燕外省来至都城长安赶考,闲时到郊外踏青,猛然见矮墙下,一树桃红正灿,立足,又见院中惊鸿一闪,“如桃花般的笑靥恍了一下,等他再定睛看时,一切全不见了。”这是一个极富想象空间的场景,或许他真的看到了那个矮墙下的少女,还有少女迷魂的笑靥,这云雾一般的感觉极可能是一种幻觉,正因如此,才有了下面的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短短四句诗,却要巨多的文字来解,这里不赘,张清华之所以拿它来解梦,是因为在这首诗里,梦驾驭了一切:崔护郊游是梦,矮墙高树,人面桃花是梦,最是梦里寻她千百度的是少女及其笑靥。这笑靥可有得解了,肯定不是蒙娜丽莎的笑,那过于神秘,那是“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抑或是没齿一笑? 关键是面庞还映着桃花,或桃花映着面庞,两相互映,两相叠加就有点夺魂缠魄了,那可就成千古一笑或千古美靥了,到这里我们才恍然大悟,最美的这张笑脸原来只在梦里,现实是不存在的。崔护如实地再来探察,人面不知何处去了,只有桃花还在春风里笑着。没有了那张笑靥,只靠春风和桃花,就很难构成美学意义上的梦境了。在张清华看来,此诗“不过就是一个幻觉的渲染,一个无意识中美好的错乱。”他还以弗洛伊德的《作家与白日梦》为证,“心理活动会创造出一个未来的情景,它会代表着人物愿望的实现,这种东西就是白日梦。”
“白日梦”让我们离春梦更近了点,但“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苏轼诗)还是不能说,不能尽说,必须搪塞和闪烁其词。但这个像极了梦的称之谓文学的东西,终究无法绕过“春梦”去,或者文学让春梦合法化了,进而让“春梦”有了哲学和美学的价值,这或许是张清华解“春梦”的深刻动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