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缭绫》：以诗证物与以物证诗

    《寻找缭绫：白居易〈缭绫〉诗与唐代丝绸》一书以唐代白居易的《缭绫》诗为主线，串起唐代丝绸的方方面面，深度解读白居易新乐府、唐代丝绸种类、织物规格、贡织户、浙江丝绸、唐代纹样、提花织机、官服色彩、舞女与春衣制度、妆容材料等。从技术解诗词，以诗词释实物。本书是唐代文学、考古、历史、科技、艺术、经济和生活的一次综合研究的成果。

    一、白居易《缭绫》诗的几个重点

    整部书以白居易《缭绫》诗作为线索贯通全书。我们先看一下《缭绫》诗：

    缭绫缭绫何所似？ 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纹。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值千金。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

    我读这首诗，注意到三点：分别是物、人和地。首先，诗描写的对象是缭绫，缭绫的属性是物，而且非常特殊，“不似罗绡与纨绮”，它更精美，好像明月映照下天台山的四十五尺瀑布，倾泻而下，纹理图案也奇妙非常，底子铺上一层白烟，绣花簇成一攒白雪。

    其次，诗表现的主体是人，因此题下有自注“念女工之劳也”。诗中设问“织者何人衣者谁”？ 点出了两类人物，即织而不穿的女工和穿而不织的宫女。女工之劳，创造出精美的缭绫，“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织成的缭绫绣上一行行云外飞翔的秋雁，再染成江南的一江春色。织好染好的缭绫还要广裁衫袖，刀剪花纹，制成异彩奇文交相隐映，转侧看花、花色闪烁不定的衣裳。而另一类人就是穿着缭绫的宫姬，虽一套春衣，价值千金，但她们并不珍惜，沾上汗粉就不想再穿，穿的时候也在地上拖来拖去。

    再次，诗所突出的是地点，诗中有表现地点的三个关键词：越溪、天台山、江南。织成这样精美的缭绫，体现了浙东寒女的创造力。

    二、《寻找缭绫》的以诗证物

    接着，我谈谈“物”，也就是缭绫。我最近十余年非常关注出土文献与文物，因此对于这本书的最后三章最感兴趣，因为最后三章是写从法门寺地宫、耶律羽之墓中寻找缭绫浴袍，并将缭绫浴袍复原。

    我对法门寺出土遗物非常感兴趣，多年来一直以此与唐诗特别是杜诗相印证，比如撰写过《蹙金考：一个唐五代诗词名物的文化史解读》，就是通过法门寺出土的六件蹙金绣来解读杜甫《丽人行》诗中的“蹙金孔雀银麒麟”的，并且拓展到文化史层面的理解。我还指导一位博士生撰写过《杜甫〈丽人行〉名物考释图证》，并且撰写了三十余万字的博士论文《唐五代诗词与名物专题研究》。

    赵教授以法门寺出土的《衣物帐》为基础展开研究，先是梳理《衣物帐》上的上衣名称，有衫、袍、披袍、披衫、长袖、浴袍六种，书中用排除法，地宫出现的实物与衣物帐相应的只有缭绫浴袍五副各二事。对于浴袍，赵教授重点展开论述，叙说其结构与尺寸、一副二事（里外套穿成为一副二事）。再叙说浴袍的用法，属于浴后的穿着以及遮蔽之用。这一章的最后详细考察缭绫，按缭绫的组织、缭绫的纹样展开，并论证法门寺的缭绫与唐敬宗要求李德裕织造的“可幅盘绦缭绫”完全一致。然后又集中叙述“晚唐五代时期的盘绦纹”。最后得出结论：“在法门寺地宫发现的浴袍是第一件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浴袍，其款式特点是平袖、对襟的长衣，浴后未干之时使用。而此件浴袍所用的面料是目前所知唯一一件可以由名物对照明确的‘缭绫’，可定名为可幅盘绦缭绫。此件缭绫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丝绸史、中国科技史和江南经济史意义重大。”

    三、《寻找缭绫》与浙东唐诗之路

    接着，我们谈谈“地”，白居易《缭绫》诗中谈到“地”者，明确有三个地方。

    一是“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对于这一句，陈寅恪先生有过解释：缭绫为越之名产，天台亦越之名山，故取以相比。天台山的瀑布也非常出名，所以白居易以天台山的瀑布来形容缭绫，太生动了，也太绝妙了。当然，以瀑布形容丝织品的名句还有徐凝的《庐山瀑布》诗：“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与白居易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是“织者何人衣者谁？ 越溪寒女汉宫姬”。这里又点出织者是“越溪寒女”，这又是进一步强调地点是“越溪”。

    三是“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这里的地方是“江南”，缭绫最重要织造工序是织和染，染的颜色一定是当时最为时尚的颜色，在时尚的颜色当中，江南春水色应该是最令人向往、使人着迷的颜色，故白居易在诗中着重描绘出来。白居易《忆江南》词“春来江水绿如蓝”也是最好的印证。

    赵丰教授在109页有这样一段话：“此句点明缭绫的产地及缭绫作为贡品的生产性质。陈寅恪说：微之‘越縠缭绫’，乐天‘织者何人’‘越溪寒女’相参证，尤足证当时吴越之地盛产此种精美之丝织品也。”而具体说来，狭义的越地就是当时的越州（今绍兴）一地，广义的越地指治所在越州的浙东观察使管辖的区域，也就是越州、台州、明州、婺州、处州、衢州、温州七州。因此，赵教授在书的第四部分《浙江丝绸的起源与发展》中重点阐述了越地浙江丝绸的生产历史：一、浙江丝绸的源头；二、从越国到南朝；三、东南的崛起。而东南的崛起就在唐朝，特别是中晚唐时期，这与白居易的《缭绫》诗适相吻合。这也具有特定的背景，就是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对于东南地区的依赖越来越重。天下赋税，首于江南，而丝绸生产最为密集，而且以越地称首。

    这样我们就将缭绫集中于越地，将唐诗聚焦于越地，物、人、诗、地关联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现在浙江诗路文化所要认真研究的核心内容。浙江省的四条诗路，浙东唐诗之路、钱塘江诗路、大运河诗路、瓯江山水诗路，以浙东唐诗之路最为首要，也最先行，特色也最明显。而赵教授的这部著作《寻找缭绫》，我觉得可以成为浙江唐诗之路研究的一个范本。

    四、《寻找缭绫》的研究方法

    接着，我想谈一下《寻找缭绫》的研究方法。

    赵教授在书的前言当中谈到从事丝绸史研究开始的时候，阅读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发现其中大量的篇幅以唐诗印证丝绸，从而打开了研究思路。而对《缭绫》进行详细的专业解读始于1987年，作为其专著《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因而《寻找缭绫》所使用的方法着重就是学习陈寅恪先生的“以诗证史”，并由以诗证史扩展到“以诗证物”。因此我们看到的这本书共十六个部分，前面十三个部分是将白居易《缭绫》诗拆开，每部分两句，作为纲领，而每一部分的具体内容则是丝绸发展的历史，以及具体与丝绸有关的物件。

    赵教授的研究方法并不止于“以诗证史”，因为《寻找缭绫》书中不仅最后三个部分从法门寺、耶律羽之墓中出土的浴袍展开缭绫的复原与研究，更在前面的十三个部分中大量运用出土文献与文物进行印证，这就熟练地运用了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加以印证。同时又聚焦于白居易的《缭绫》诗。这样将陈寅恪“以诗证史”和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融合运用，形成了自己的诗、史、物、地的多元融合研究，因而就具有很好的启发性和示范性。

    五、《缭绫》诗的主旨

    最后，我们还要谈一下白居易《缭绫》诗的主旨。这首诗是编在“讽谕诗”之中的，而白居易讽谕诗的最大特点是“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这首诗的标目就是“念女工之劳也”，显志就是最后的诗句“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有这样的评论：“缭绫为当时丝织品之最新最佳者，故费工耗力远过其他丝织品，观微之古题乐府此诗，知当时缭绫贡户之苦至此，则诗人作诗讽谏，自无足异也。”这是对于女工之劳的最恰当的评析。可是，女工之过于劳苦而宫女毫不珍惜，这也是对于当时社会问题的深刻批判。故而白居易最后警戒穿着缭绫的宫人，要珍惜缭绫，也要尊重女工的劳动。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白居易把讽刺和批判的矛头委婉地指向了最高统治者，因为缭绫是属于贡品，我们查了《元和郡县图志》和《新唐书·地理志》，仅江南东道向朝廷进贡的物产中，就有文绫、小绫、交绫、绯绫、水纹绫、方纹绫、鱼口绫、绣叶绫、花纹绫、乌眼绫、白编绫、文纹绫、交梭白绫、单丝吴绫、十样花纹绫等很多花色品种，这些都属于名贵的缭绫类品种。而白居易诗是说派中使、宣敕令、给图样，逼迫“越溪寒女”织造缭绫。这种对最高统治者的批判，是非常难得的。

    还需要说明的是，白居易以《新乐府》为代表的讽谕诗，是他在特定的时候创作的，这就是他元和四年前后担任左拾遗时候所写的。左拾遗的职责是讽谏皇帝，察纳百官，也就是对于社会问题提出意见上奏皇帝，而白居易就用诗歌的形式加以表现，因此，讽谕诗带有谏纸奏章的一些功能。所以讽谏诗在白居易的四类诗歌中，艺术价值是相对较低的。而赵丰教授《寻找缭棱》不是重点分析艺术，而是从证史的角度、从证物的角度进行研究，这样就给我们研究白居易的诗打开了一扇窗口，而这样的跨学科研究，也是我们现在的学术研究需要大力提倡的。

    （作者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唐诗之路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