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的传记新写法

    ■谢泳

    韩石山新近出版了他的第四部传记作品《杨石先传——一个可师法的典范》（山西教育出版社，2023年8月），在韩石山已完成的几部传记作品中，这本传记最见韩石山对文体的追求，也最能体现他传记写作的新思维，在当代作家传记写作中，韩石山传记写作的新颖和独创，为今后作家传记的写作，提供了很多写作经验。

    韩石山早年以小说名世，在他同时代写作的山西作家中，他最有自觉的文体意识和追求，所谓文体意识是指他自始自终都把每部作品的写法本身当作一种显示作家写作才能的尝试，作品内容或难免有平庸之处，但作品的写法断不能平庸，他一度放弃小说创作后，在传记写作中，努力寻求一种既能展现自己独特的写作才能，同时也能完整叙述作家生平的独特文体，在文学和历史的融合中，用自觉的文体追求，拓展传记写作的空间。

    韩石山的第一部传记作品是《李健吾传》。这部传记问世后，至今未见后来者，或许读过这部传记后，人们的感觉是作者已穷尽了当时的史料，叙事及对传主的分析判断，很难再有出新之处。这是李健吾研究中的第一部传记。一般传记的评价标准是第一部最值钱，因为所有史料线索及判断均无依傍，完全靠作家的原创能力及史料搜集功夫，这部作家传记，已成为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中的典范作品，因为他的叙事方式及运用史料的方法，多有可师法之处，在韩石山的传记作品中，《李健吾传》一直以他的原创而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视。

    韩石山的第二部传记是《徐志摩传》。韩传之前，坊间已有多部徐传，韩石山敢在多部徐传后再写一部，主要也是自信自己的文体追求，即传记的文体创新。韩传的用心之处是他找到了写徐传的新写法即传统的纪传体。纪传体虽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常见文体，但韩传将此法用于中国现代作家的传记写作中，可谓别出心裁，令人耳目一新，他避免了一般传记以时间为基本主线的叙述方式，而用传统纪传体将徐志摩一生事功及主要交游完整叙述出来，使作家传记具有史传品格，因所有叙述均有扎实史料基础，无一处无来历，同时加上作者的生花妙笔，又使传记具有了极强的可读性。在已知的徐传中，我不敢说韩石山的这部作品是最出色的，但它是最见个人风格，也最见文体追求的。

    韩石山的第三部传记是《张颔传》。张颔是中国著名的古文字专家，韩石山这部作品也是首部张传。一个古文字学家一生的事业没有传奇色彩，虽然张颔先生的经历有其丰富性，但对传记写作来说，把学者平淡的人生叙述的生动并能准确评价他的学术工作，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韩石山在这样的传主面前，自觉选择了一种访谈对话体的叙述方式，这种文体的自觉，让他从容完成了这部极易枯燥的传记，读者在作者的访谈对话中，轻松理解了传主的生平及学术贡献。以往的传记写作有纯粹的口述历史写法，也有以对话体完成的传记，但将访谈及对话合二为一，叙述与评价结合的传记写法，还真不多见，这种自觉选择文体的意识，在很大程度成就了韩石山的传记写作，可以设想，如果他没有这种自觉的文体意识，《张颔传》很难有今天这样的可读性与史料性融为一体的成功。

    文无定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凡有自觉文体意识的作家，均是对自己写作能力有充分自信的。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看似学术著作，但其中有小说笔法，有掌故，有自传，还有自己的旧诗，他均能在一种著作中随意安置。钱锺书晚年放弃西式论文的写作体例，完全将笔记、札记、日记、掌故、小说、自己的旧诗等，冶为一炉，完成《容安馆札记》，在这些作家看来，所谓文体，均是为了叙事及判断便捷，一切服务于内容的丰富。韩石山深得老辈学者为文之道，始终将文体视为写作的第一追求。

    《杨石先传》是韩石山的第四部传记，近四十万字。传主是南开大学的老校长、化学家杨石先。韩传之前，杨石先的传记已不止一部，如何在此基础上再写一部杨传，确实考验传记作家的能力。韩传的文体意识在此又发挥了作用，因在史料上难有超越之处，田野考察，又受疫情影响，难以实行。韩石山又找到了一种传记的新写法，他用了一种侦探式的探案方式，将杨石先的一生视为待破的案件，以侦探视角，将自己或读者在理解杨石先生平及事功时的一切问题，设为侦破点，层层推进，设疑问难，逻辑严密，推论合理，将所有涉及杨传写作过程的一切信息，如访问线索、求教结果、史料来源、史料辨析等等，均直接写进传记正文，如此一来，整个传记的叙述变得极为生动有趣，所有史料仿佛都具有了生命，变得灵动起来。这部在常人看来极易枯涩的传记，意外获得了极强的可读性，传记达到如此境界，确有出神入化之感。韩石山晚年的这部作品，在传记写作方法上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写作经验，确实值得深入研究。在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的写作中，无论从哪一面说，韩石山都是最有成绩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