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大历史”启后来学

    随着出土秦简的大量公布、秦考古发掘的持续进行，以往秦史研究“文献不足征”的情况得到不少缓解。进入21世纪以来，秦史研究焕发生机，蓬勃发展，学者或据出土简牍讨论秦法律体系、地方治理，或依考古发掘探究秦人早期历史、都城形制。但总体而言，仍缺乏综合运用考古材料、出土文献来诠释秦思想、文化方面的著作。雷依群教授所撰《秦政治文化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就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憾，是迄今为止关于秦政治文化研究极为全面的一部论著。

    2021年，由王子今教授主编的《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共14册正式出版，该丛书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后荣获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卜宪群研究员的话说，该丛书“是迄今最为系统、最为全面、最为完整，也是最为厚重的关于秦史与秦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谭嗣同曾言“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秦朝所确立的皇帝制度、官僚体制、郡县制等为后世所继承发展，秦朝初步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其法制思想也为后世所因革。故雷依群《秦政治文化研究》所论内容更有通贯、宏观了解秦史与秦文化之独特意义。

    除绪论外，全书共分八章，总体以时间为顺序撰写，第一章《秦人起源壮大的政治文化背景》论秦人早期迁徙、发展历史及其政治文化；二章《畤祭与天命》与三章《礼乐法度为政》分述秦人祭祀与礼法，主要论襄公立国以降之时代；四章《饮马于河的政治抱负》论秦武公设县、德公夺取河西之地的抱负及穆公东进失败后“霸西戎”之事；五章《变革时代的秦政治文化》主论变革的时代背景及孝公商鞅变法，兼及简公、献公；六章《统一的政治文化的发展》论商鞅变法对秦政治文化的影响及惠文王、昭襄王“逐步走向统一的时代”；七章《〈吕氏春秋〉——帝制时代的政治文化先声》指出《吕氏春秋》是一部系统性的关于统一政治文化的理论著作，是图画未来秦国政权建构之作；八章《帝制时代的政治文化》析秦实行思想文化专制前后的政治文化差异，并以儒家思想受钳制、法家思想大盛为线索展开论述。

    仔细研读，该书有两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

    其一，进一步丰富了“政治文化”的内涵。关于“政治文化”的定义，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认为“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S.韦伯认为是“由得自经验的信念、表意符号和价值观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规定了政治行为所发生的主观环境”。北京大学阎步克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联系较西方密切，因此稍拓展其意涵，认为“兼有政治和文化性质”的事象如礼治、法治均可算作政治文化。后来，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陈苏镇教授将政治文化概括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中形成的群体政治心态”，并言“政治思想要在被人们普遍理解和接受从而形成某种政治文化之后，才会对实际政治生活产生较大影响”。

    雷氏在绪论中提出：“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按照马列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应当是指在同一个经济基础、同一类型的社会结构、同一个文化传统、同一类生活经历、同一类政治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为全社会认可并遵循的核心价值意识。”而“政治文化既包括精神层面（如统治思想、经典思想）的内容，也包括了物质层面（如制度、政治习俗、行为习惯等）的内容”。雷氏所言“统治思想”与“经典思想”与群体政治心态概念相近，其对人类生产实践的种种影响都是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体现，故可称作“政治文化”，或至少是统治思想与经典思想中涉及政治的部分可称作“政治文化”。“制度”“政治习俗”“行为习惯”这三点中后两者较好理解，而“制度”实际可算作规范化、常规化的政治，其最初创设皆出自群体认可的政令举措，故予以规范化，这也与近年来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探究“活”的制度的理念相合，可认为制度也在“政治文化”之列。因此，雷氏对“政治文化”的界定，进一步丰富了这一内涵。

    其二，对政治文化得以产生的经济基础、时代背景笔墨匪少，如此则更易使人明晰秦种种政治文化产生之缘由。雷氏在绪论中引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说明春秋时期牛已被一定程度役用，且出现农耕技术的进步，如禾麦两熟制与施肥技术的普遍使用。其在第五章论孝公变法前，先在第一节《变革之会》中论述了穆公之后至孝公之前的春秋战国之际生产力飞速发展，如冶铁技术突破使得铁器被广泛应用，从而带动农、林等行业，如物质资料生产富余表现在个体工商业冲破官营手工业的限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宗法、宗族组织开始解体”，而破大家为小家、户籍编制政策则利于保证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由此秦渐形成其独特的政治文化。

    此外，该书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对学界既有成果有较好的吸收和补充，如论秦人族群来源时，引李学勤先生观点，重视清华简《系年》的史料价值，这也是学界对秦人来源的主流认识，即秦人“东来说”，起于东方而迁于西土。又如论《吕氏春秋》性质时，在洪家义先生的基础上指出该书“是一部博采众家、严格取舍且非常具有系统性的关于统一政治文化的理论著作”。

    其二，多引考古材料与出土文献补充传世史籍，如引秦都咸阳出土的刻有私人姓名戳文的建筑砖瓦论春秋战国之交私人个体手工业的发展；又多引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论秦土地制度、官吏选拔、地方治理等内容。

    其三，文风平实，兼具可读性。如对学界有争议的问题，往往交代清楚，且只列最权威者或首倡某说者的观点，而其余补充发展的观点则从略或不再赘述，如此则突出主干，排除了因注释过多而带来的干扰。

    研究政治文化的作者向来应具有大历史观，雷依群教授在此方面堪为翘楚，其所著《北周史稿》《西汉长安经学研究》《秦咸阳时代》，所编教材《中国古代史》均有着重要地位。雷教授性情中人，向以豪壮著称，老友相聚必痛饮，如此豪侠性格促成了其精专贯通的学术风采。全书中，绪论对政治文化的界说、对秦政治文化的概括，以及第八章秦朝政治文化由多元走向极端写得尤为精彩，庶可窥见朱子所云“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细品该书，还有一点需读者留意，即由于政治文化范畴广大而书籍篇幅小，无法完全按专题深入讨论某一项政治文化，于是采取了一种调和的方式，即总体以时间为顺序撰写的同时又兼顾某一项政治文化，二、三章分述祭祀、礼法即为显例。其增加政治、制度而减少“群体心态”的论述，一方面体现了这种调和路线，以减小政治文化中政治、制度、心态与习惯、思想文化各部分比重差异。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作者自身的学术兴趣相关，故读者还可配合同为该丛书系列的臧知非《秦思想与政治研究》一起研读。

    总之，全书言之有据、论从史出，沿着雷教授对“政治文化”内涵的界定继续思考，秦政治文化与同时期周边地区，特别是华夏之外的文化交流。秦政治文化对后世政治文化的塑造等议题是否也是“秦政治文化”的内容呢？ 显然是的。因此，雷依群教授这部《秦政治文化研究》的创作不是结束，而是一种开始。

    （作者单位为咸阳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