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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徐锋
一般来说，一本译著即将付梓，应该由译者写一篇译者序或译后记。不过，令人感伤的是，由于这本《为历史学辩护》的译者许明龙先生不久前因病去世，我们是等不到译者来写了。一半为了纪念，一半为了交代本书的组稿与出版始末，作为丛书主编，我愿意在这里郑重写几句话。
还在大二时，我就接触到中文版《蒙塔尤》，由此知道了它的译者许先生。研究生时代，我对年鉴学派尤其感兴趣，到处找各种新旧译本来读，雅克·勒高夫著、许先生译的《圣路易》是我最喜欢的著作之一。在我心目中，这两本译著跟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国王神迹》、吕西安·费弗尔的《十六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拉伯雷的宗教》等书一样，都是西方史学史上熠熠生辉的经典。这也是我在刚刚进入出版生涯时发愿主编年鉴学派译丛的初衷。
不过，真正与许先生联系，最初并不是想请他翻译年鉴学派的著作。当时我受萧延中老师的指点，想组织翻译法国社会学家、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的著作集。我第一时间想到了许先生，也把能找到的几种法文版都发给他参考，希望能借助他的译笔。2007年11月，由于他顾虑葛兰言著作涉及的古代经典太多，我找了一篇研究沙畹《史记》翻译的论文发给他。以下是他的回信：
谭先生：
在我的老师郭华榕教授怂恿下，我对于Le carnavaldeRomans〔《罗芒狂欢节》〕的翻译工作持积极考虑态度。但我手头没有此书，而我的借书证因不慎丢失，正在补办过程中，如有可能，能否将你的样书借我一阅。
许明龙2008/02/02
后面由于选题通过并不顺利，耽搁了一段时间。后续，我把样书和合同寄给他，他说考虑接手。非常遗憾的是，最终他还是婉拒了。这是十多年前我们最后一次通信：
谭先生：
谢谢，合同样本已经收到并拜读。考虑到我目前的健康状况和已经接下的“活计”，Le carnaval de Romans的翻译任务难以承担。你们如果也觉得此书不错，可另请高明，以免耽误贵社的计划。
我们多次联系交往，得到你多方面的关照，特致谢忱。
样书已于昨日上午交寄快递，完璧归赵，估计今日能送抵贵社。由于我不知道你属于哪个科室，所以信封上只写了社名，请你稍加留意，以免丢失。
许明龙03/28
事后，由于考虑到这个经典译本需要一个名家来译，我们经过解释放弃了版权。几年后，国内某知名出版社推出了许先生的译本，我想这其中肯定不乏一些有趣的细节，只怪我当年不太有韧劲。
* * *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去年疫情期间，好友庞冠群提到经常跟许先生联系，老先生正在写回忆录云云。我谈及往事，说可以考虑纳入一套丛书出版。经由冠群的联络，我跟许先生加上了微信。他很高兴。
我拿到他回忆录的部分稿件，发现的确很有价值。但要出书或许也有不少困难。于是，我请他编一部随笔集给我。在他的授权下，选编了三组文章。我甚至帮忙取名《往事与译事》，称赞他老而弥坚，做了不少事情。他谦虚地回答：“不敢当，不敢当。废物利用而已，活着就得干点儿事。”还发给我他翻译的《孟德斯鸠文集》书影，新书出来，对于一个枯守疗养院的老人而言，真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说来惭愧，15年编辑生涯想要做的丛书很多，而做成的并不多。十多年前就想启动的年鉴学派译丛，要到疫情期间我转到大学任教之后，由于各位法国史少壮派好友的支持才得以重启。我问许先生能否帮忙翻译一本。看他精神很好，对勒华拉杜里的著作又熟悉，我就建议翻译《朗格多克的农民》(Les paysansdeLanguedoc)，他说部头太大。
说来又是缘分。此前马克·布洛赫的《为历史学辩护或历史学家的职守》（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Métierd'historien；“历史学家的职守”是许先生的译法），我经手了两个译本的出版。鉴于风行一时的译本是根据英文版转译，于是我建议重译此书。最初他很犹豫，说已有两个不错的译本，再译似乎没有必要，我说了我的一些看法，他说那么他去找法文本看看再说，“我尽量多读几页，然后作出认真负责的决定……关键是要快些，我不知道还有多少阳寿”。我宽慰他：“您好好活着，不用悲观。我听您的声音很好啊！”他回答：“这不是悲观，是客观。自我感觉一年不如一年。”
2022年11月5日晨，许先生告诉我：“对照着三个文本，读了若干页后，我决定接受你的委托，翻译这部书。有些人名地名我会加些必要的脚注。丑话说在头里，我的文笔远逊×先生，只能在准确性上多下点功夫。”
12月5日下午，他又告诉我：“布洛赫的法文实在太绕，不太好懂，很吃力。×先生的中文本中的一些误译，是底本导致的。我们养老院出现两例阳性，现在静默三天，不得出房门。我尽力而为，审稿的人恐怕得多费点儿心。”
老先生非常敬业，很快按照约定时间交稿。我细读一遍，发现真是极为认真，堪称上佳译本。
我们最后一次联系，是2023年6月7日上午。他给我分享了一篇网文《静一访谈10（上）|着墨科技史，无问西与东——访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教授》。我当时发了一个赞赏的表情，没有细谈。
因为写这篇文章，我特意打开了文章。文末一句话特别感人，“人这一生真是很奇妙，往往是不经意间的一件小事，就改变了一生的轨迹”。我似乎觉得这是说给我和许先生这段交往的。
* * *
许先生今年7月6日仙逝的消息我是在朋友圈看到的，颇为震惊。我跟编辑讲，可惜没有赶出来，否则是给老先生很好的一个礼物。
说来我跟许先生从未谋面，绝对谈不上熟识，更不能谬托知己，因为小地方和农民出身的我，特别怕见名人，加上知道许先生很严谨，尽管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了三年硕士，依着学缘，也可以攀附一下就职于世界史研究所（就在我读书的近代史研究所楼上）的许先生当老师。但初入学时硕士生导师王奇生师的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认识一个学者不在乎跟他走得多近，在乎是否好好读懂了他的代表作”，所以从没有想过找机会去见见许先生。
这终究是遗憾，加上三年疫情，对于老人是很不友好的，也许此前去拜见一下，也是一件大家都很开心的事。
许先生是翻译名家，但是他的见识又不是一个翻译家所能局限的。他当年告别军旅生涯，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尽管道路坎坷，却好学深思，严格自律，很早就出类拔萃。作为前辈，他学识渊博，待人热诚，还非常耿介，路见不平时常拔刀相助。其实史学界多知道他译了年鉴学派的名作，殊不知他在耄耋之年，还以一己之力完成了五卷本《孟德斯鸠文集》的翻译。鉴于孟德斯鸠的地位，后者的影响估计会更大。
我曾感叹，一个人，一个学者，除了满足基本的分工，有时或许要想想一辈子能否做一件只有自己能做的事情，或者自己愿意锚定去做一件大事情。学者写/译/点校/整理一本大书，对学界乃至更多人有用，甚至成为经典，也是值得骄傲的一笔。这样的人多了，学界才会更有活力。正所谓英雄并起，风气日新。
说这话时，我心目中所怀想的正是许明龙先生、袁广泉先生这样的人物。可惜的是，两位这么杰出的历史著作翻译家都离我们而去了。
最近这些日子，我夜以继日地拜读许先生的译稿，受益良多，此前一些译文中的困惑也涣然冰释。这一过程也得到了厦门大学历史系赖国栋兄的鼎力相助。
布洛赫是我最为敬佩的史学大师，他这部颇多巧思甚至可谓字字珠玑的遗作，经由暮年的、我最尊重的法国史译者许明龙先生译出，我想无论如何不是巧合。
有人说年鉴学派的一些论著过时了，我从不这样看。尽管如今已没有年鉴学派，可那只是因为年鉴学派是史学海洋，很多看似新颖的史学路径往往可以在那里找到源头。加之拿来主义无论译介还是吸收，都不乏“梁启超式的输入”，因此作为后来者，我们有必要在许先生等翻译前辈的感召下，多做一些年鉴学派论著引进、研究的工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史学从来不是死学问，历史学家也不应该不问世事。不妨有浓郁的家国情怀，毕竟世界从来都是躁动不安的，冰冷的内心能够直面甚至应对波涛汹涌的历史世界吗？ 我想恐怕很难。将近花甲之年的布洛赫，不屈于纳粹的残暴统治，挺身而出反抗外敌入侵，最终视死如归地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之下。作为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他以自己的行动作出了表率，更不要说他和吕西安·费弗尔等人一往无前的学术开拓，在我看来，这也是伟大历史学家的风范。
斯人虽去，斯文犹存，我们不妨以扎实的努力来纪念他们，纪念这些不朽的史学前辈，想必也一定能启迪来者。
（本文为马克·布洛赫著、许明龙译《为历史学辩护》〔四川人民出版社即出〕后记；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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