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文学在中国的流布——读《东海浮槎录》

    ■陈庆妃

    《东海浮槎录》系“大学者小文章”丛书之一。其作者蔡毅1988年赴日留学，师从京都大学的著名汉学家兴膳宏教授，获文学博士学位。1991年在学期间，蔡毅曾主编留学生杂志《岚山》。彼时中日恢复邦交已近20年，留日的中国学生对日本汉文化既感亲近，又觉得不甚了解。有鉴于此，蔡毅在《岚山》设立专栏“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开篇即为《中国文学在日本》，由其最初的导师清水茂执笔。“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凡二十篇，涉及文、史、哲、宗教、艺术、民俗、科技等诸多领域，作者几乎网罗了日本学术界的一流专家。其时，90岁的日本书法理论泰斗中田勇次郎，近80岁的隋唐史、茶文化研究专家布目潮沨先生都特意为此撰稿。古稀之年的文字学家尾崎雄二郎，以及中岛隆藏、桥本高胜等前辈学者或病中撰文，或登门送稿，给予支持，垂范后学。该专栏文章后来在《文史知识》连载，并由中华书局汇集成册。谁曾料想，这一当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盛况与佳话，谋其事者仅仅为一名普通留学生，由是可见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文化交流回响之热烈与踊跃。如此“功业”颇令蔡毅引以为傲，也使其毕生学术有了清晰的指向。

    此后，蔡毅多次获日本学术振兴会科研费支持，研究“日本汉文学中国流布史”，考察中日文化的“逆输入”现象。“逆输入”是个日制汉语，意谓从外部输入某种文明成果，在吸收消化并改进为自己的产品以后，向对方反向输出。《东海浮槎录》之“东来西往”以“日本汉诗在中国的流布轨迹”“唐人所见日本汉文举隅”“宋人所见日本汉诗举隅”和“明人所见日本汉诗举隅”，提出中国人最早看到的日本汉诗是谁的作品，以及空海之后、唐宋元明时期日本汉诗在中国的阅读与接受情况。日本汉诗西传，重点在江户时期，尤其江户中期以后。这一时期，日本汉诗开始“日本化”的探索，即在遵守汉诗基本规范的同时，力求体现岛国风情、东瀛特色。江户后期诗人赖山阳是日本汉诗日本化的重要倡导者，他创作的《日本乐府》66首，与日本其时行政区划66州对应，全面、系统地抒写本国历史，是日本民族意识高涨的集中体现。到了明治时期，日本率先开始“文明开化新诗”的探索，在黄遵宪使日之前，已开汉诗改革之风，但后来居上，启发、影响了黄遵宪、梁启超提倡的诗界革命。这一时期日本汉诗西传“逆输入”的效果已经不再局限于对中国文学的拾遗补阙，而是积极回馈，大量的“日制汉语新词”也促进了晚清文学启蒙运动。

    “逆输入”现象的发生是一个从接受者到输出者的渐变与身份转换过程，但显然存在文明发展的位差，是不对称的交流，日本对中国的记录非常详尽，而中国对日本的记录非常少。因此，“逆输入”研究的难点是：直接证据大多来自日方材料，中方典籍往往只有间接旁证。尽管如此，典籍互证仍然十分必要，但这需要广览博阅之后的淘洗、辨伪。域外汉籍可资辑佚者仍然大有可为，譬如日僧成寻的旅行日记《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记录的“所随身天台真言经书六百余卷”，是宋代日藏汉籍最大规模的西传。蔡毅从该日记中辑得《全宋诗》未收宋人佚诗36首（作者23人），可谓域外汉籍供中国典籍补遗的典型案例。“逆输入”在文化双向交流中不仅存在不对称的弱点，同时存在诸多障碍。明清海禁，德川幕府锁国，中日文化交流常常以东南沿海客商为中介。这种由特殊中介推进的交流可能达成，也可能落空，即便达成，其影响也是区域性的。如沈德潜以华夷有别、商贾之人不得私与其事为由，拒绝为长崎诗人高彝做序。《日本乐府》于一年后快速西传，有赖于清商和长崎“唐人屋敷”（清商住居之所）管理者的共同努力，借由乡缘关系，得到江浙沿海文人的即时回应。

    “逆输入”在中日文化交流之间是一个很专业的话题，但《东海浮槎录》并未以高冷的学术示人，而是面向大众读者，将中日文化交流的佳话与插曲并呈。首篇《乡关何处》探寻日本僧人月性《将东游题壁》诗在中国的“误传”，其影响不可谓不大。“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中国的影视剧至今还在理所当然地将此诗视为中国志士的原创。在同情共感的作用下，中国志士以幕末维新志士的诗自励自勉，可以理解，只是学者有必要正本清源，物归原主。

    日本汉文还曾在中国得奏外交之功，以唐代留学僧空海（弘法大师）的《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与福州观察使入京启》《与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三文最富传奇色彩。公元804年，空海作为遣唐使团成员，随大使藤原葛野麻吕入唐，因滞留福州、无法自证身份而遭盘查扣留。正当使团一筹莫展之际，空海代大使为文，写下雄辩滔滔的请愿书，上呈观察使阎济美，得到阎“披览含笑”的赞许。使团一行正是凭借空海的汉文功力，才获得唐朝地方官员对其“国使”身份的认可，顺利入京。作为日本佛教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入唐日僧，空海在返回日本时，自唐携归书籍凡216部461卷之巨，这也得益于他写给越州节度使杨於陵的书启，获得唐朝地方官吏的另眼相待和从中协助。

    《东海浮槎录》中亦以渡华日僧的“异域之眼”观中国地方风情，盛名者如西湖，由耳闻向往到亲临目睹，有反复对照，更有反复思量。“一株杨柳一株花，原是唐朝卖酒家。惟有吾邦风土异，春深无处不桑麻。”在欣赏文化原乡江南胜景之余，不忘远方家邦之殷勤农事。“昔年曾见画湖图，不意人间有此湖。今日打从湖上过，画工犹自欠功夫。”以眼前之景验证心中之画，其怡然陶醉，竟有乐不思归之意。而日僧流寓云南成为悬案，则颇有戏剧性，是通倭发配，或是“移民实滇”政策所及，或是偶然流落，皆不可考。20世纪90年代大理日本四僧塔的发现，及其后张艺谋联手高仓健拍摄《千里走单骑》，为此增加了许多热度与故事。入滇日僧天祥的汉诗对云南地理、民俗的熟稔竟然可以达到被误认的程度。“双龙关里百花香，银海逶迤抱点苍。六月街头叫卖雪，行人错认是琼浆。”（《卖雪词》）《题龙关水楼》则足以为重建洱海出口处本已不复存在的锁水阁提供史实凭证。“此楼登眺好，终日俯平湖。叶尽村村树，花残岸岸芦。渔翁晴独钓，沙鸟晚相呼。何处微钟动，云藏岛寺孤。”日僧居滇日久，对中国西南边陲的地形地貌，以及守边士人的心理也有准确的把握，细腻的描写。如机先的《送别》：“天书招贾生，匹马出滇城。白首相逢处，青云送别情。山经巫峡尽，水到楚江平。好献治安策，殷勤答圣明。”

    以上种种“逆输入”都从研究对象出发，然而，学术也是为自己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因而，不妨将首篇《乡关何处》的发问，视为既是作者集毕生研究而形成的总体性学术思考——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相互影响之深，有时候竟至无法辨其出处，因而不必深究乡关何处；同时也是作者的反躬自问：为何东海浮槎。蔡毅作为日本“京都学派”后继学人，以承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清水茂、兴膳宏之志自勉，以东瀛之典籍，观故国学术，思考日本汉文学研究的未来。“逆输入”主体从接受者到输出者，“逆输入”在其文化原乡产生影响，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些领域可能达成，但需要特殊的历史因缘，而当下日本汉文学研究的“逆输入”是否可持续，中日两国学者同场竞技、一争短长的壮举，是否可能出现，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能否保持持续的影响力，这也是蔡毅的忧虑。尽管以“浮槎”自喻，略有迟暮、漂泊之感，但他依然期待“再照新篇”，相信旅日中国学人应有的研究视角与史料开掘优势。无论如何，如以日本五山禅僧的苏（东坡）诗四种注本《四河入海》作为一个乐观的隐喻，日本汉文学研究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研究可供“预流”的学术资源，“四河”并呈，多元汇流，才能激发活跃的思考，“入海”则是水到渠成，在文明互鉴视野下，传承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历史与佳话。

    （作者系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