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前四史，从这本书开始

    ■朱晓莹

    在“二十四史”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历来被后世读书人所看重，认为二十四史不必尽读，而前四史不可不全读。国学大师章太炎对前四史的经学价值极为肯定；鸿儒朱次琦赞美前四史乃“史之冠也”；张之洞曾言“正史中宜先读四史。全史浩繁，从何说起？ 四史为最要”；将二十四史通读数遍的吕思勉也认为前四史最要紧，“四史者，正史中为用最广，且文字优美，读之极饶兴趣”……

    然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想要读懂、读透前四史，并不容易。历史学博士王保顶所著《前四史解读》对前四史的撰述过程、内容体例、史家生平以及史学思想作了系统介绍，对一般读者阅读前四史极有帮助，可作为我们走进前四史的世界的引路人。

    前四史特受后世推崇，在王保顶博士看来，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其一，二十四史均为纪传体史书，而开此风气之先的前四史具有起例发凡的意义。史书最早是编年体，如《春秋》《左传》等皆为编年叙事。然而人是人类活动的主体，所以司马迁首创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对史学贡献巨大。《史记》为纪传体通史，《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皆为纪传体断代史，其夯基垒石之功、筚路蓝缕之劳殊不可没。

    其二，这四部史书均为私家著述，和后世许多朝廷牵头、集体编纂的正史相比，创作自由度高，别具史识，笔法也更生动。官方修史一般由皇帝指派一名大臣，负责组建一个班子来修撰前朝历史，往往是“成王败寇”逻辑下的历史书写。而个人撰写的史书，浸润着个人的思想、情绪和性格，所以这四本书无论是从史料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看，都是其他史书难以企及的。

    前四史各具特色，每一部都有自己的灵魂。《前四史解读》对此有深刻的揭示。比如在解读《史记》时，于司马迁的写作目的着墨甚多，充分讲述了他身受宫刑却忍辱负重，继承其父遗命发愤著史的心路历程。如此惨烈的人生际遇，使司马迁对人生世态有着别样的认识和感受，一腔愤懑压抑之情通过言辞、评论等投射到《史记》中，“对《史记》的思想内容乃至文气笔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再如特别关注到《史记》的不拘泥于体例限制：孔子、陈胜并非贵族，司马迁却因他们开创儒学的贡献、揭竿而起的首事之功，将其提高规格，列入“世家”，仅次于帝王待遇；帝王贵胄历来是史书中的主角，司马迁却专门为平民阶层立传，热血的刺客、仗义的侠士、精明的商人，都得以载入史册。正因人格被摧残、名誉遭玷污，司马迁才无比珍重人格、荣誉，格外推崇气节风骨、侠肝义胆。这些破例，体现出了太史公独立的人格精神和进步的历史观。

    若说《史记》的愤世嫉俗和激情四溢与司马迁惨酷的人生遭遇有关，那么《汉书》的正统、缜密无疑“与班固兰台令史、皇帝高级侍从的身份密切关联”。《前四史解读》指出,《汉书》武帝以前部分基本取材于《史记》,“大都经过调整与改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正统观念改造《史记》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它调整了《史记》的体例：“《史记》将项羽列为本纪，陈胜列为世家……司马迁的做法遭到班固的反对，认为《史记》体例不纯，《汉书》中将陈胜、项羽传记合于一处，为 《陈胜项籍传》”。作为最早也最具有代表性的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的正统思想、编纂体例深刻影响了后世正史的书写。

    相比之下，范晔的编撰思想更贴近司马迁。他在撰写《后汉书》时新设置了《党锢列传》《宦者列传》《文苑列传》等七个类传，首创《列女列传》以褒扬女子中“才行尤高秀者”，打破了以往史书中囿于正统观念而除皇室女性外不为女性立传的常规。范晔撰写《后汉书》历时12年，未及终篇即以谋反罪被杀。对于范晔因谋逆被杀，后世聚讼纷纭，出于对《后汉书》的爱护和推重，历代史家不乏为其开脱之辞。对此《前四史解读》中的看法是，范晔参与谋立刘义康是历史事实，“范晔之死一方面与他鄙视权贵、树敌过多有关，另一方面是他重视与刘义康的交情”。范晔出身名门世家，恃才傲物，承继了率性放达、鄙薄公卿、重节尚义的魏晋时期人格，《后汉书》也因此而独具“贵德义、薄公卿”的思想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史书是史家个性的体现。

    《三国志》作者陈寿，生于川蜀，归降曹魏两年后司马炎篡魏立晋，历经三个国家（蜀、魏、晋），跨越两个时代（三国、晋），要在著史时秉持公允公正的立场殊为不易。西晋是承魏正朔，则陈寿在撰写志书时，既要维护魏国正统，又要兼顾本朝利益，还免不了顾念蜀汉情结，《前四史解读》因而分析道：“陈寿是矛盾的，作为一个史学家，他要客观地反映三国的历史；作为晋臣，他又不得不屈从于现实。这种矛盾贯穿于《三国志》中，写作手法上如前所述，是取材谨严与曲笔回护的矛盾；体现在思想方面，则是皇权神授与人本意识间的矛盾。”后世正统史家多承认陈寿写志选材审慎、考证严密，却又诟病其以曹魏而非蜀汉为正统，且对敏感问题讳言曲笔。实则“陈寿的曲笔乃是因现实险恶的政治形势而不得不如此使然”，且“与御用‘弄臣’式史官迥然有异”。而陈寿以曹魏君主为“帝”、传记为“纪”，称蜀、吴国主为“主”、传记为“传”，体例却是帝纪之体；又首创了《魏书》《蜀书》《吴书》三家并书之体例，这些做法已经是两难处境中的折中处理方式，也正体现了陈寿善于变通的智慧。因此王保顶博士认为，应该对陈寿“委曲求全记载三国历史的功绩予以充分肯定”。

    在《前四史解读》的写作中，王保顶博士将自身的史学专业素养融入古籍文献中，细读文本、深入历史语境、理解史家身份和立场，从而领悟其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洞悉前四史中所寄寓的史家心曲。读懂前四史，或可从这本《前四史解读》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