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黄文弼先生以应得的荣誉

    ■荣新江 朱玉麒

    《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是黄文弼先生（1893—1966）在1927年以来的西北科学考察活动中所获西域文书的第一次完整结集。

    一

    黄文弼是20世纪著名的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他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门，于1918年毕业留校，任职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致力于宋明理学和目录学的研究。1924年，北京大学成立考古学会，他是最早的会员之一，学术兴趣也转向新兴的考古研究。1927年以后，他的学术人生与中国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的考古活动联系在一起。他一生四次到新疆考察，成为新疆考古事业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1927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合组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成立，黄文弼作为首批中方考查团成员中唯一的考古工作者，随团由北京出发，赴内蒙古、新疆考察，历时三年余。他在新疆的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罗布淖尔地区做了许多考古工作。此后的1933—1934年间，黄文弼又以教育部特派员之职，随斯文·赫定的“绥新公路查勘队”再次西行，到内蒙古和新疆考察教育和古代文化，在罗布淖尔地区从事进一步的考古工作。1943—1944年间，他受西北大学委托，随“国父实业计划西北考察团”第三次赴西北考察，沿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在天山南北，尤其是之前未曾经历的巴里坤、奇台、吉木萨尔、伊犁、塔城、阿尔泰一线进行考察。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曾以六十四岁的高龄，于1957—1958年间，第四次到新疆，在哈密、伊犁、焉耆、库车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工作。

    黄文弼不但在西北地区做了重要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从1930年起，还撰写了大量考古报告和研究论著，其成果在中国考古学的许多领域具有首创性和开拓性。他早年的几部新疆考古报告，以“三记两集”为代表，即《高昌砖集》《高昌陶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记述其在新疆各地考古调查、发掘的经过，并对所收集的文物资料做了尽可能详细的考释。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这些具有开创性的考古调查报告，成为中国学者在新疆考古工作中的奠基之作。在《高昌陶集》出版之初，外国学者就曾对于黄文弼突破中国古器物学研究模式的这一标志性成果，对中国考古学的进步表示庆贺，认为“随着发掘的进行，考古学渐渐被采用了其本来应有的面目形式”。事实也的确如此，除了“两集”的专题性报告外，“三记”围绕着新疆考古的三个区域，就考古挖掘的遗址和采集的各种文物，都做了详细的工作经过描述和考古学图说；文物中，举凡石器、壁画、塑像、陶范、木雕、织品、钱币、铜石、漆器、草器、简纸文书等，均分门别类予以相当仔细的研究性记录，提供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参与西北科学考察最为翔实的考古学范本。这一报告范式也一直延续到他晚年最后一次新疆考古活动，其遗著《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汇总了在新疆四个地区的考古调查，详尽记录了遗址和文物的各种细节。

    可以说，黄文弼的新疆考古实践与研究成果扩大了传统史学研究的范围，开启了新疆考古史的新篇章，他被学界誉为“新疆考古第一人”，当之无愧。

    二

    大量文字文物的出土与征集，是黄文弼西北考古活动中的重要收获，其中包括简牍、碑志、印章、钱币和纸质写本、印本等丰富的载体。对于精研中国典籍和目录学出身的黄文弼来说，处理这些文字材料，是最为当行出色的。其中吐鲁番的砖志和罗布淖尔的简牍，黄文弼确曾作为专门的文物类别，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如《高昌砖集》这一专题性的报告，以及《罗布淖尔考古记》中相对独立的篇章《木简考释》。而其他的文字文物，考虑到考古发掘品记录的全面性，都被作为考古报告的一个文物类别，均衡分布在某些章节之中。尤其是中古时期书写在纸本上的汉文文书类别，反映了印刷术发明之前一个阶段的文化传承方式，更是西北考古学中最难得的载体形式，黄文弼只是将他的研究心得表述在考古报告的精审录文和著录中，没有来得及做出进一步的系统梳理。

    以往，在许多外国探险家的中国西北收集品中，这些文书类别总是被专门收藏，并多以探险家及其团队的名字命名，如“斯坦因文书”“伯希和文库”“斯文·赫定文书”“马达汉收集品”“大谷文书”等，在彰显这些获得者本身的采集之功外，也使得这批文书的归类和研究具有了比较清晰的边界。

    但是，在中国西北考察获得的这些文献资料，作为中国学者的黄文弼却没有享受到这样的殊荣。战乱年代的动荡不安，使得黄文弼的西北考察采集品也饱经流离，甚至部分毁于战火。长达三十多年的西北考察历程所采集到的文物，其最后留存下来的部分，甚至分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地。不同的管理体制和命名方式，使得学者很难再次综合利用这些原件，这不仅降低了这些文献材料的价值，也遮掩了黄文弼原本应当拥有的荣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主编之一在十年前提出了“黄文弼文书”的概念，希望以黄文弼的名义，将其历次采集而分藏各处的文书予以统一编号，在学术得以推进的当下，再度释读，汇编成集；以此纪念黄文弼西北考古研究贡献的同时，也将黄文弼采集文书作为一个综合体，方便于进一步的研究。十年一剑，在各方面的支持、帮助下，《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因此结集成书。

    三

    本书收录了目前所知的130件黄文弼文书。它们以黄文弼所获西域纸质文书为主，也包括少量属于龟兹、焉耆绿洲的胡语简牍。

    黄文弼在西北考察归来之后，就以及时刊布所获西北文物文献为己任。其中20世纪30年代的考察发现，历经战乱，最终在学术条件仍然非常艰苦的50年代完成了考古报告的出版。为了尽快使学界得以利用数据，除汉文文书之外，黄文弼也尽可能地刊布了收集到的胡语文书。他在50年代最后一次新疆考察中获得的新材料，在考察回来的当年，就曾以“新疆考古三个月”为题，及时做了公布；在1966年他去世之前，这一次的报告《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也基本完成，所惜赍志以殁，最终由考古研究所整理其遗稿，于1983年出版。

    因此，黄文弼所获文书，大部分曾在《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中收录过，这些文书的保存单位，原本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9年，属于前两种图书中的大部分文书，曾经被调拨到即将成立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内。目前所知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主要分藏在以上两家机构。

    本书除悉数收录以上三种考古报告中刊布的文书之外，也收录有此前未刊布的一些文书，如1959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调拨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内的19件文书（H79、H113—130的19个编号），这些黄文弼在新疆考察所获文书，因为过于残破或难以确定性质等原因，在前此提及的《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没有能够刊印发布。此次得到合作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支持，我们首次影印了这些文书，并由整理小组进行了释读和录文工作。

    未刊布的文书还包括原件不存而仅凭照片保留至今的两件据史德语文书（H111、H112），它们是黄文弼于西北归来后的1931年，向当时的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汇报发现西域新语种文书时，作为书信的附件保留下来的。珍贵的照片旧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胡适档案”中，现藏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虽然这两件文书的真迹不知所在，这一文书图片却为我们厘清了黄文弼文书发现的学术史上曾经发生的疑误，同时也提示我们，由于各种社会动乱散佚的那部分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在今后依旧有进一步出现的可能。

    四

    黄文弼文书的大部分在当年的考古报告中陆续刊布之后，就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从本书主编之一于十年前所编之《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反映的黄文弼文书公布半个世纪的研究情况来看，它们推动了以文书为核心的西域文史研究。我们在从事这部文书结集的过程中，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黄文弼文书对于西域史地和丝绸之路研究的贡献。

    首先是这些文书的年代，从有纪年的《白雀元年（384）衣物疏》（H20、H21）到《元至元三年（1266）文书残片》（H53），涵盖了中古时代西域将近九百年的历史，如在吐鲁番盆地所发现的文书，从高昌郡、高昌国、唐代 西州、西州回鹘时期、察合台汗国到蒙古统治时期，几乎都有体现。

    其次是发现的地点，在环塔里木盆地的重要绿洲，从丝路北道的吐鲁番、焉耆、库车、拜城、图木舒克，到丝路南道的麻札塔格、若羌古城遗址，黄文弼都采集到了相当有表现力的文书。其中有些文书在库车获得，而体现的却是关于吐鲁番地区的地契（《回鹘文元朝某年某月某日都鲁迷失·的斤卖高昌地契》，H69）；有些文书出自吐鲁番，反映的却是来自黑水城的内容（《元杨真宝奴残状》，H50），由此可见丝绸之路上繁盛的交通状况。

    再次是语文的种类，包括汉文、回鹘文、龟兹语、据史德语、梵语、帕提亚语、粟特语、藏文、蒙古文、阿拉伯文等不下十种语文种类，为丝路语文的研究提供了多样性的材料。其中类似回鹘文音写汉语（H67v）、梵语（H54）等佛典文书，更体现了丝路多民族文化交融在语言上的特征。而在主要以写本方式体现中古时代的传播形式之外，这些文书中还有出现在汉文和回鹘文佛典上的刻本材料，展现了印刷术自发明以来在西域地区的流行情况。

    更重要的是，这些文书表现出历史的丰富性。以数量最多的汉文文书而言，有传统的经学、小学和子部、集部文献，也有世俗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书，而大量的佛教残片又将丝绸之路上宗派林立的信仰世界缀合在我们眼前。数量仅次于汉文文书的回鹘文文书，也将更为多样的佛教、摩尼教世界，以及回鹘语社会的卖地契、兄弟分家书、借钱契、纳粮抄、站赤文书等社会生活尽收眼底。即以文书留下的历日记录而言，黄文弼文书就为我们留下了丝路北道上行用贵霜历（《龟兹语卖物文书（木简）》，H106）、神龙历（《唐神龙元年（705）历日序》，H4va）和摩尼教徒历日（《回鹘文摩尼教徒历日》，H10v）等非常难得的文献。

    关于黄文弼文书的学术价值，主编之一在之前为《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所撰前言《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的学术价值》中，曾经做过系统的介绍，兹不赘书。这十年来，随着整理的开展，我们也对这些文书的价值有更多的认识。如刘子凡发现了原本被黄文弼和研究者忽视的《唐神龙元年历日序》残片，提示黄文弼汉文文书的研究有着进一步深入的可能；又如丰富的回鹘文文书的内容，也得到进一步的揭示，如原本粗浅题名为“回鹘文佛典”的文书，今可知其内容是解说佛所倡导的三个修行步骤，因而准确题作“回鹘文‘三预流支’解说”（H57r）。前述在“胡适档案”中发现的据史德语文书照片，则不仅为黄文弼发现的西域文书增添了新的品种，而且这一在九十多年前未能寻找到解人的新语种文书，也最终由段晴老师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不负众望，成功破解。

    在黄文弼先生诞辰130 周年之际，我们愿意将《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作为一瓣心香，向这位在丝绸之路考察与研究中筚路蓝缕的开创者，表达最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