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苏东坡

    ■王水照

    2002年9月，我应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之邀，去该校讲课三个月。听课对象是该校的大学本科生，大都是理科生，还包括相当数量的香港市民，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选题与讲课形态的关系。也就是说，讲题不能太专业化，表达不能太学院化。对我而言，大众阅读长盛不衰、学术研究又日益深入的文化巨人苏东坡，自然成了必选的讲题。我一连讲了四讲，即“永远的苏东坡”“苏东坡的三重社会角色”“苏东坡和北宋三大文人集团”“苏门四学士的词作与人生”。中华书局的热心编辑建议以此为基础，增加一些其他内容，编成《王水照说苏东坡》一书于2015年出版，意外地得到一些读者的欢迎。

    但我内心颇为不安。这本10万字的小册子，以四个讲题为重点，显然不足以展示“说不全、说不完、说不透”的东坡整体轮廓，给人以平面而单薄的印象；又受口述的拘限，很难表达我自己多年来研究东坡的不少个人心得与独立见解。如何把学术研究成果进行通俗化与普及性地转化，这是一个看似简单而实极艰难的写作任务。这次出版社要我修订此书，理应向这个目标努力，但我年老体弱，已难以实现。

    这次出版《苏东坡和他的世界》（中华书局2023年8月版），修订主要在“综论”部分，从原来的四讲扩展到十讲，采取的方式是从我的学术论著中进行摘编，摘编的要求一是对认识和理解东坡较为重要的论题，且能形成完整性和一定的著述逻辑结构；二是必须是我的独立见解，避免人云亦云；三是紧贴苏轼研究的前沿，大都与当时一些学术讨论密切相关，可引起继续探讨的兴趣。

    新时期以来的苏轼研究的重点，我曾概括为从政治家到文学家再到作为文化范型的演变（参看本书第37页），我个人的研究似也与此同步。有的学者把我的《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一文，当作“文化范型”阶段的代表性论文，其实此文的写作是有来由的，现在不妨向读者说说。《美的历程》是轰动当年的名著，篇幅不大却内蕴丰富。它以“苏轼的意义”为题独立一节，尤为醒人眼目。行文中以充溢于苏轼作品中的“人生空漠之感”开篇，论述苏轼的“意义”，已完全突破一般仅从政治家、文学家等认识苏轼的框架，甚至也超出美学的范畴，把苏轼看作中国士大夫精英的一种范型，给我很大的启示。但他最后的结论，是苏轼已从“对政治的退避”发展为“对社会的退避”，则我又不能苟同了。我在自己上述文章中，对苏轼的人生苦难意识做了较充分的论证和发挥，但着重说明他的“苦难——省悟——超越”的成熟的人生思考路径，其落脚点“不是从前人的‘对政治的退避’变而为‘对社会的退避’”（参看本书第85页）。

    豪放与婉约之争是词学研究中聚讼纷纭的大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又引起讨论，不少老前辈都参与其中（如吴世昌、施蛰存等先生），也常常成为学术会议上争论的焦点。有的学者认为苏轼的“豪放词”只有一首《念奴娇》（大江东去），根本不存在苏轼为首的“豪放派”。争论颇为激烈，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双方都单从艺术风格角度立论。我也参加了讨论，写了《苏轼豪放词派的涵义和评价问题》，认为应还原到历史语境中，从梳理这对概念的原始涵义及其演变入手，来把握其实际意义。第一位将两者对举论词的是明人张，他在其《诗余图谱·凡例》的“按语”中把豪放、婉约列为两种“词体”（近读张仲谋先生文，始知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有此书嘉靖十五年的初刻本，有此“按语”），后人引用频繁，多有发挥延伸。我的结论是这两者不是对艺术风格的分类，“而是指宋词在内容题材、手法风格特别是形体声律方面的两大基本倾向，对传统词风或维护或革新的两种不同趋势”（参见本书第149页）。对这个争论问题试图提供另一种解决思路，荣幸地获得首届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在词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苏轼一生文学创作的时间长达四十多年，作品丰硕，必然呈现出阶段性，研究与分析他的创作发展阶段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以便更深入地认识他的思想和艺术特点。1982年，我编成《苏轼选集》一书后，准备写前言，便以《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为题了。我没有遵循论述创作分期的一般写法，即按其自然年序来划分，而是依照苏轼一生经历特点来进行。苏轼一生的主要经历，除早年初入仕途外，可概括为“在朝——外任——贬居”两个循环，一共七个阶段。从作品的思想面貌和艺术特点来看，任职时期（包括在朝和外任，三十多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追求豪健清雅的风格；贬居时期（十多年）则深受佛老思想浸染，追求清旷简远、自然平淡的风格，以此向读者请教（参看本书第107页）。与上面所说的两次讨论大都由我主动参与不同，这次是由我的两位论学同道曾枣庄、谢桃坊先生著文跟我商榷了。曾先生主张早、中、晚三期说，谢先生主张前后两期说（以黄州时期为界），均以自然年序为分期标志。我们本来约定在1984年9月的苏轼学术讨论会上展开面对面的讨论，但我因出国教学，未能成行，失去当面请教的机会，深以为憾。

    讲述我文章背后的这些“故事”，并不是出于老年人喜爱怀旧的习惯，以寄托对学术前辈和同道的怀想，而是希望读者能从这些讨论中得到一些启示和经验，进一步拓展苏轼研究的维度，更深刻地认识东坡。

    这次另一个较重要的修订，是增加了“苏海拾贝”一辑。此组二十篇短文均是我学术论文以外的随笔，文字不多却颇费心思，我自己比较看重，至少使人不再把“一蓑烟雨”当成“穿了件蓑衣在雨中行走”，也不会再认为月亮“徘徊于斗牛之间”是当年苏轼看到的实景了（参看本书第267—273页）。

    我设想本书的读者大都是东坡的崇敬者，也有部分研究者，我更希望涌现一些从崇敬转到研究的读者。“苏轼的意义”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挖掘、阐释、深化的过程，即所谓“永远的苏东坡”。我不妨再举一个小例子。苏轼的“春江水暖鸭先知”名句，我曾写过《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一文，从清代一群学者对此句的争论，阐说“从个别表现一般”和艺术真实不同于生活真实等普遍性的文学规律（参看本书第163页）。不久前偶然翻到陈友琴先生赠书《长短集》，内有《诗话两则》一文，其一即论说此句。他引用了清人高士奇《天禄识余》中的“宋稗中载淮南谚曰‘鸡寒上树，鸭寒下水’”，东坡对于街谈巷语是经常关注的，“经其变化，皆有理趣，未可辄疑其率也”。就是说，苏诗是有来历的，是广义意义上的“用典”。高士奇所谓“宋稗”，可能指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淮南谚曰：‘鸡寒上树，鸭寒下水。’验之皆不然。有一媪曰：‘鸡寒上距，鸭寒下嘴耳。’上距谓缩一脚，下嘴谓藏其咮于翼间。”陆游指出，“鸭寒下水”的“淮南谚”与客观事实不符，“下水”应是“下嘴”，把鸭嘴藏在羽翼下。他讨论的是单纯的“生活真实”问题，与文学无关，与苏诗“春江水暖鸭先知”无关。如果一定要勉强陆游对苏诗是否“用事”表态，他必然是反对的。更何况寒冬腊月时，河水的温度一般比地表温度要低，有时甚至结冰，鸭子不喜也不会“下水”的。“验之皆不然”，可信。高士奇的看法却关涉诗歌中使事用典的一般性问题。使事用典是我国诗歌中常用的艺术手法，但判断两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后人是否化用、点化前人词句，必须找出由因及果的确切证据，不能看到“鸭”“水”“暖”或“寒”之类，就轻易断定。对两种现象或事物作比较研究时，区别影响比较与平行比较是十分重要的。讲述这个小故事，也算是对我旧文的一点补充，更意在说明苏轼确是一个常读常新、充满寻绎不尽魅力的对象，存在尚待开掘的领域和话题。面对目前兴起的“东坡热”，希望经过各方面的努力，能从“日日热”走向“日日新”。

    （《苏东坡和他的世界》编后记，二〇二三年夏，九十初度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