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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稀方
我的学生中，领域基本上分为两大派：一是做翻译研究，二做香港文学研究。做翻译研究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做外译汉。记得在《翻译与现代中国》的“自序”中，我提到过希望终有一天能积点成面，把翻译史的主要部分都能覆盖到。悦月是唯一做汉译外，并且做现代文学研究的。当然，悦月是博士后，严格说不是学生，我只是合作导师。
她开始告诉我，要做《天下月刊》，我是很担心的，这个题目对她构成了双重挑战。首先，做这个题目对外语水准要求很高，《天下月刊》是英文刊物，研究需要外语自不待言，相关《天下月刊》的研究成果，都出自外文系学者的笔下。悦月本科、硕士和博士念的都是北大中文系，没有出过国，相信她的外语不错，但要好到能够研究外文刊物，谈何容易。无疑，悦月选择了自找苦吃，她的选择是正确的，外语与其他知识不同，惟有把它当工具用，才会愈来愈熟练。其次，悦月选择做《天下月刊》的现代文学研究，这对她也是一个挑战。悦月是北大陈晓明教授的博士，治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虽不分家，但毕竟有重点的不同，她不得不重新阅读现代文学的文献材料。不过，话又说回来，博后仍在学术训练阶段，扩大专业知识的范围只能使以后自己的视域更宽。自我挑战是有收获的，如今经过二年苦学，悦月的外语算是日积月累磨练出来了，现代文学的训练也有了基础，当然翻译研究的训练目标也达到了。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有长期的积累，研究很深厚，不过一旦跳出学科本身，却很容易看到它的位置，从而从方法上加以反思。从《天下月刊》观察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个感受就是它的叙事的独特位置。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从“阶级”叙事到“启蒙”叙事两种形态。“阶级”叙事的参照是国内其他阶级，无产阶级文学针对的就是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文学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启蒙”论述参照的是“传统”，希望借助于西方营造“现代性”，以摆脱过去。《天下月刊》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叙述方法，即从“民族”的角度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它的参照是世界其他民族，目的是在世界的格局中形塑中国现代文学的形象。
如书中所述，《天下月刊》由孙中山之子孙科主持的中山文化馆主办，以宣传中国、沟通中西文化为己任。创办者和作者队伍，均是精通中西文化的饱学之士，如主编温源宁、执行主编吴经熊，编辑全增嘏、林语堂、妳莘农、叶秋原等。这批学者，现代文学研究者多不熟悉，即使涉及，也习惯地从阶级论出发将其目为资产阶级文人。《天下月刊》却并没有阶级意识，而是从民族国家的立场出发。他们客观地介绍中国文化，不仅仅介绍古代文学，同样介绍不为西方汉学家所喜欢的五四新文学。在新文学中，他们力求全面，左中右全部包括，如翻译介绍最多的是鲁迅、凌叔华和沈从文。有趣的是，他们唯一忽略的是现代主义，30年代风头正劲的上海新感觉派，并不为他们所注意。原因很简单，现代主义是对于西方文学的模仿，在他们看来不足以代表中国。他们所在意的，是中国在世界的形象，力图通过翻译介绍，澄清中国的东方主义形象。
不同的文学史建构，侧重于不同的方向。启蒙论述恰恰看重的是现代主义，是“现代性”的增强，正如阶级论述侧重阶级反抗，强调无产阶级文学一样。如此，我们就看到了时下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述的历史虚构性质。历来被迷信为客观公正的教科书，它们自有其叙述立场。认识到这一点，其实不容易。如此，我们何妨多几种文学史叙述，如民族角度的文学史，女性角度的文学史，自由主义角度的文学等等，是不是都可以写出来？
在《世界视野中的中国叙事——〈天下月刊〉英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出）中，悦月很注意对于《天下月刊》文化立场进行深入的分析，这正是一个中文系学者的长处。她对于有关鲁迅、曹禺、沈从文、凌叔华和白话新诗的译介，都进行了中肯的分析。30年代鲁迅正在被通缉之中，是国民党眼里的“堕落文人”，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天下月刊》对于他的译介，可见其立场与国民党官方是有差别的。不过，《天下月刊》对鲁迅的译介，并没有选“反封建”的《狂人日记》，也没有选“改造国民性”的《阿Q正传》，而是选择了《怀旧》《伤逝》《孤独者》，这个篇目大可玩味，正可以施展翻译文化学派的分析方法。悦月在文中尝试进行了分析，其中还涉及《天下月刊》翻译发表的有关鲁迅的两篇论文，显现出外国人以至于《天下月刊》自身的文化立场的冲突、妥协等曲折微妙之处。另外，书中对于“《天下月刊》-凌叔华-朱利安·贝尔-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关系，也进行了介绍分析。有关于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学界并不是第一次介绍，不过悦月经由翻译来分析中西方话语权之争，还是颇为新颖的，让人耳目一新。
从当代文学、现代文学进入翻译研究，悦月的这种跨学科实践，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我的不良影响。传统治学都强调盯住一个点，用力挖下去，可能一辈子就盯住一个方向。跨学科却要求学者有多方面的知识储备，并且可能浮光掠影，什么都做不好。我觉得学科的壁垒愈来愈深，正需要有人打破，悦月是做了一次成功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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