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飞
作为一个在高校从事学科课程与教学领域的教学科研人员,起初对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以下简称课程所)的了解,仅仅停留在“教材署名单位”“文章署名单位”的层面。至于其他,可以说毫无概念。2021年8月—2023年8月,我有幸作为博士后进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科研工作,师从中学生物学课程教材研究专家、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赵占良老师,平日里工作、学习都在生物编辑室(暨“生物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两年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使我逐步对课程所有了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记得刚入社时,人力资源部、科研部鼓励博士后们积极申报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也尝试着填写了申报书。在将申报书给导师审阅的过程中,他在“对企业的贡献”部分加了一条:“有助于提升企业学术影响力”。同时告诉我,人民教育出版社不仅仅是国家级教材编写、出版机构,也是课程教材领域的重要学术研究机构,“编研一体 学术立社”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优良传统。这可以说是我对“编研一体”的初步认识,也对大门口的两块牌子——“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课程教材研究所”有了清晰的了解。
此后,随着与导师的接触越来越多,跟导师讨论研究问题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说实话,每次让赵老师审阅我研究的文稿时,我打心底里是害怕的。因为很多时候赵老师会将我原有的框架内容全部推翻,同时在文字使用、语言表述、标点符号等细节方面指出很多问题,还会发出“你都副教授了,这些问题还不清楚吗”的灵魂拷问,以至于在某些时刻我对自己的学术科研能力和文字功底是持怀疑态度的。然而,当课题申报成功、撰写的论文成功发表、设计的教材案例得到老师们的认可、课题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时,又不得不打心底里被导师的学术视野和精益求精的态度所折服。回想导师推荐的阅读书目、在站期间的谆谆教诲、对待学术科研的精神和态度,尤其是对国家政策文件精神的深刻领悟,以及创造性地将其有机融入教材的编写、设计工作之中,我想这大概就是对“编研一体学术立社”的有力践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与课程所其他老师的接触中,在参与教材的编写、讨论、研究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能够感受到“编研一体 学术立社”是深入到每位老师的内心的。
在站期间正赶上义务教育阶段各学科课程标准的颁布,进站时义务教育生物学新教材的编写工作也已经全面启动。我入社参加的第一个会议,便是生物编辑室组织的义务教育生物学新教材编写讨论会。会上,每个人写的内容都要过一遍。大到框架内容的选择、组织,小到文字表述、标点符号、格式,都要接受大家的“批判”。会议从早到晚连续开了4天,我作为一个旁听者都感觉精力难以支撑。两年期间,我参与大大小小的教材编写讨论会不下10次,每次都是同样的流程,同样的从早到晚,有的时间甚至更长。每次大家都畅所欲言,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建议,甚至还争得面红耳赤。但无论是他人的批评还是建议,无论是“和谐愉快”的轻松氛围还是“剑拨弩张”的紧张氛围,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编写出一套生物学精品教材。这让我认识到教材编写是一件极为严肃的工作,必须体现党和国家的意志,满足国家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建立国家意志与教育教学之间的桥梁;也让我感受到教材编写是一件极为严谨的工作,必须考虑到国家、社会、地区、学校以及教师的教、学生的学等方方面面。
编写讨论会之后,作者便围绕会议意见和建议进行修改并交稿。交稿后,时任生物编辑室主任的谭永平老师便组织室里老师进行讨论、修改、打磨,老师们经常加班到凌晨四五点,甚至通宵达旦。记不清有多少个早晨来到办公室后发现老师们一夜未眠、满脸疲倦,与之相伴的是一夜的工作成果。
为了更好地编写出好学、好教的教材,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编写组深入一线调研,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研是教材编写过程中的常态工作,课程所老师们对于这项工作也非常认真求实。调研之前,精心选择调研区域、调研学校、调研对象,既涵盖东部发达地区,也涵盖西部欠发达地区,既包括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也包括初级教师、年轻教师;精心梳理、设计调研问题,大到“分册教材体量容量”“跨学科实践活动如何设计”等,小到“显微镜是用双目还是单目”,甚至文字如何表述等,都一一梳理,确保调研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调研过程中,深入学校一线与教师座谈。座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认真听取、吸收一线老师的意见和建议,并参观学校、实验室,了解一线教育教学实际情况。调研结束之后,认真梳理、汇总调研意见,完成调研总结报告,并发给相关责任编辑为进一步修改、完善教材内容作参考。此外,编写组还针对目前已经使用的教材做了大量的回访、调研,走访全国大多数省、市、县,进入学校、课堂,跟踪教材在一线的使用情况,以便为教材的修订和完善提供支撑。这些工作,可以说涵盖了教材编写设计研究、教材使用监测研究、教材教学实验研究等诸多学术研究主题和内容。
在“编研一体学术立社”优良传统的引领下,课程所每位老师都身体力行,为落实立德树人、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