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茶、读城与文坛掌故

    ■朱航满

    施康强自称“都市的茶客”，他在文章《茶·咖啡·历史》中写道：“一个读过几本古书，喜欢喝几口茶的当代中国人，如追摹古人的风雅，又有机会旅行，倒是在小城市，小地方，有时能有意想不到的发现。”随后，便举了两个例子作为佐证：“滁县琅琊山醉翁亭的茶室设在古梅亭，环境幽邃，茶客极少，得一静趣。安庆迎江寺的茶室，茶客可把椅子拖到颇有一把年纪的木结构阳台上就坐，晒太阳，远眺隔江池州的芳草佳树，仰观悬在檐下的红木宫灯，得其古趣、野趣。”在《茶馆古今南北谈》中，他历数南北各地茶馆，对南京的茶肆最为称赞，尤其是鸡鸣寺的茶社，“在鸡鸣寺内豁蒙楼头占一副临窗的坐头喝雨花茶，俯览玄武湖，远眺钟山，苍翠之色倒映入茶杯中，茶味添上了历史味，似乎醇厚了许多。”施康强还写过《成都的茶馆》《长沙品茶记》《三味茶寮》等篇章，皆有佳趣。

    施康强是著名法语翻译家，翻译过巴尔扎克的《都兰趣话》、阿兰的《幸福散论》、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等文学名著，还翻译过《萨特文论选》等学术论著；他还能写一手漂亮文章，出版随笔集《都市的茶客》《第二壶茶》《自说自话》《牛首鸡尾集》和随笔选集《秦淮河里的船》。在我的印象中，施康强是一位职业的法语文学翻译家，其实这些成绩都是他在工作之余的兴趣使然，故而这样去理解他的“闲余不妨修其胜或不胜之业”的论述，也更能理解“都市茶客”这个称谓，尽管他是好品佳茗的。除了谈饮茶之外，他对于城市文化特别关注，在《都市的茶客》中有两个小辑，分别谈南京和巴黎；在《第二壶茶》一书中，列有“三都赋”，则是他谈南京、上海和北京的文章多篇。施康强在序言中谈及，北京是他求学、就业和定居之地，上海是他的“生身之地、父母之邦”，而对于南京，则是因为喜欢，是受了《儒林外史》《桃花扇》和《板桥杂记》的影响，甚至还调侃说：“老冒傻气，总想在早就没有旧院和长板桥的秦淮河畔寻觅一点残脂剩粉，或者碰上个把‘菜佣酒保，犹存六朝烟水气’。”

    施康强关于城市文化题材的文章相比其他，写得甚好，影响也大。诸如关于北京城，他有两篇文章分别为《北京乎！》和《砖塔胡同》，收录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文选《触摸北京》之中。他写得最有名气的，还是关于南京城的诸篇文章。董桥对他的这些文章颇为称道，在文章《扶想当年鬓香钗影》中写道：“我早就拜读过施先生的《都市的茶客》，格外喜欢书中‘秦淮河里的船’那几篇文章。”又评价说，“施康强先生的文章仿佛带着余怀重临秦淮河指点屐痕，谈吐一旧一新，都可诵。”

    《秦淮河里的船》《说不尽的金粉秦淮》《媚香楼记》《夫子庙的歌声》等篇章，堪称施康强的名篇。读这些文章，一点也看不出作者的法语翻译家身份。曾为北大同窗的旅英小说家裘小龙曾在一篇文章中写他对施康强的印象：“我在刊物上读到了施康强写的多篇散文，出乎意料地充满了旧时江南才子的气质和情怀，博学儒雅却又有着现代感性。”这些江南名士的气息，显然更让施康强迷恋，但他不迂腐，而是有着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感性头脑。这倒令我想起多年前读他写过的一篇关于嘉兴吴藕汀的文章《最后的名士》，那篇文章不仅仅赞叹这个江南文人高雅的趣味，更是欣赏吴藕汀以及沈桐廔、庄一拂几位嘉兴文人身上的书生品质，以及他们在文化涂炭年代而付出的代价，他在文章中不无遗憾的写道：“嘉兴旧称嘉禾，藕汀先生喜以‘禾郡’‘禾中’指称故里。三位先生组成的‘名士’群体，在下颇欲以‘禾郡三子’称之。三子咸归道山后，名士一脉不仅在嘉兴，恐怕在江南，甚至在整个中国自此绝矣。无可奈何花落去，中国文化史又翻过一页。”

    我很喜欢读施康强的这些随笔文章，他的文章格调，与我近年来欣赏中国文章的古朴清明很是契合。其实，他写域外游历的不少文章也很可读，诸如散文《比利牛斯山中琐记》，就很像一篇明清小品，但又有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孤独气息。他的不少谈读书、说文人、论翻译的文章，皆很有见解，视野开阔，思维现代，读来令人耳目一新。这些文章旁征博引、含英咀华，显示出翻译家的文字敏感，又有多年来对于古典汉语的浸淫。诸如《众看官不弃〈海上花〉》，不但介绍了这部晚清小说，更是耐心介绍了张爱玲将这部方言小说译写成现代汉语的得失，而他尤对张爱玲为此书所写的“注译”颇为赞赏，以为“有点像钱锺书先生注宋诗，更像周作人的书话。”还有一篇《青木正儿·绍兴酒·回译之难》，谈的是周作人晚年翻译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的文章《谈中国酒肴》。青木正儿的文章引用了梁章钜的《浪迹丛谈》中关于绍兴酒的一段文字，或许周氏不便查阅，直接用文言进行了“回译”。这本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施先生却能细细品味，以为周氏“回译”虽然高妙，但毕竟文言使用的语境已大为不同，难免会有失误。这是不多对周氏文章指瑕且能言之成理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