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物细无声

    ■韦志榕

    人们常说“四十不惑”，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今年刚好四十岁，到了不惑之年，经过四十年的成长，更清楚地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知道我们的优势和不足是什么，以及怎样使我们变得更好。

    1982年，我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课程教材研究所1983年成立，与人教社合署办公。由此，我有了两个身份：编辑和研究员。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编辑的身份认同要高于对研究员的身份认同。编写教材当然需要研究，但那时的研究还是局限在教材内容本身，关注点是对已有教材的内容体系、内容选择及呈现方式的研究。我记得在参加编写1987年版初中地理教科书时，我们到图书馆借阅国外地理教科书，关注点是国外地理教科书对某个地理内容的表达方式（当然这也很重要），没有将教科书编写作为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来对待，尚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我还记得第一次参加课程所中青年论文比赛，我写的是一篇参编的教科书某一章节介绍性质的文章，科研含量不高，与今天中青年同事们参评论文的水平不能同日而语。其实，当时对于如何做教科书研究，研究的范式是什么并不清楚。

    随着科研部（课程所办公室）对教材研究工作的不断引领，我的研究视野被打开了，对研究员的身份有了新的认识。我逐渐认识到，教材研究不能只盯着教材内容，做好编辑工作，更要研究当时党和国家对教育的要求是什么，社会发展对教育的需求是什么，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对学科教学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是什么，国内外同类教材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是什么以及有哪些是我们可以汲取的经验，等等。教材编写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对这些研究到位了，才能编写出好的教材。我还认识到，教材研究本质上是实践研究，因此必须走出去，走到教学一线去调研，了解和体验教师是怎样使用教材的。为此，我到北京育才中学上了一个学期的地理课，体会到教材中哪些内容编得好，哪些内容在逻辑上不顺畅，有待改进。总结过往经验，理论学习—实地调研—教材创编—实践检验—修改完善，是教材研究编写的有效路径。我也正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成长。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今天的课程所对“编研一体，科研立社”的信念更加坚定，学术活动开展得更加丰富多彩，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如果要总结课程所发展的经验，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是价值认同。做教材研究是人教社与生俱来的特质，也是人教社与一般出版社最大的不同。教材编写必须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遵照党和国家对教育教学的要求和指示，研究课程，研究教学，研究教材本体。我们的研究目标明确、清晰。前任社长李志军曾经说过，人教社是一个有出版资质的研究单位，我非常赞同。将研究作为立社的根本，这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

    二是苦练内功。随着人教社人员队伍结构的不断变化，如何保持人教社教材建设国家队、主力军的品质，是我们应不断警醒的问题。继承老一辈研究传统，苦练内功就成为必修课。一方面要在教材编写实践中，锻炼编辑们的科研本领，鼓励他们有学术追求，成为本学科领域的领军人才；另一方面要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研究活动，吸引大家对科研的关注和兴趣，如中青年论文比赛、演讲比赛、说课大赛、微研讨等，使在教材编写出版这个大系统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能找到研究课题，提升从业人员的学术素养。

    三是协作共进。我们的研究本质上是实践研究、行动研究，因此一定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课程所根据区域或学校的教育教学需要，在全国建立了三十多个实验基地，本着与实验基地共同“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的理念，开展了多种主题研究活动。我们从中获得教学一线的经验，解决教材“接地气”的问题，实验基地教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教学改革中遇到的新问题，双方都获益匪浅，同时也壮大了我们的研究队伍。

    四是组织保障。课程所成立之前，人教社教材研究基本是各编辑室单打独斗，对一些共性问题缺乏统一规划的研究，也没有办法承担一些大的教材研究项目。课程所成立之后，改变了这样的局面，由科研部牵头，一些全学科的教材研究项目得以开展，如教材内容的纵横衔接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等，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在课程教材研究所工作的35年中，我亲身体验到了科研工作开花结果：一套套教科书面世、一篇篇学术论文发表、一个个学术活动的开展，一批批年轻人成长……。课程所的工作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她就是那么润物细无声地给予我们学术养分，滋润我们的心灵，我也享受在其中。在课程所成立四十年之际，由衷地感谢她对我们和我的培育，也衷心地祝愿她在科研创新上有更高的目标要求，有更加辉煌的下一个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