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缎：中国的、日本的还是荷兰的

    ■徐波

    《红楼梦》描写贾府贵族各色人等的服饰装扮，堪称五彩焕然、美不胜收。除表现贾府这一“诗礼簪缨之族”的尊贵、显赫和奢靡之外，更有提点身份、烘托性格、铺排场景、渲染气氛的作用。宝玉出场时虽还是个孩子，但已气度不凡，其衣着装扮的渲染作用便非比寻常。而描写他这一身装扮的点睛之笔正是他“正装”所用的“倭缎”。

    ……及至进来一看，却是位青年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戏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第3回）

    倭缎是《红楼梦》中三种冠以“倭”字的物品之一（另两种是倭瓜、倭刀）。那么它是来自日本的产品吗？ 人们一度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但近年对倭缎的研究，却揭开了中日欧丝绸多向交流的一段历史。

    日本丝绸确曾大量输入中国

    倭缎是在明清时期浓墨重彩地登上历史舞台的。在清代，倭缎是皇室贵族和上层官僚的专用缎品，不是常人可穿用的。清廷规定，亲王、郡王、公候及高品级侍卫护卫才可使用蟒缎、妆缎、金花缎、倭缎等缎品，百姓和士兵则禁止使用倭缎。清廷“四孟月大祭”时，就是用“蟒缎、龙缎、片金倭缎、闪缎、各色缎”铺在祭案上的。

    清代倭缎的主要产地是江南三织造中的江宁、苏州两个织造衙门。江宁织造局内专门设立“倭缎堂”。出身于江宁织造世家的曹雪芹幼年即生活于此，对这种织物自然十分熟悉。

    今人说起倭缎，都会提到明代宋应星（1587-1666年）《天工开物》中的一段文字：

    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其织法亦自夷国传来。盖质已先染，而斫绵夹藏经面，织过数寸即刮成黑光。北虏互市者见而悦之。但其帛最易朽污，冠弁之上顷刻集灰，衣领之间移日损坏。今华夷皆贱之，将来为弃物，织法可不传云。

    《天工开物》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不朽名著，其历史地位不容低估。但它在介绍倭缎时却出现了错误。此处所说的倭缎制作过程及成品缺点，都不是缎品，而是起绒织物所特有的。起绒织物的代表作即天鹅绒。而倭缎是一种以缎为地、加以起绒花饰的织品，是两种工艺的结合。宝玉“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的“起花”，即应指缎面上的起绒花饰。

    《天工开物》认为称倭缎来自“东夷”“夷国”，加上名称中的“倭”字，这就让人认为倭缎是从日本传来的。

    中日两国有长达数千年的的丝绸密切交流互动的历史。日本的桑蚕丝绸技术习自中国，但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丝绸产品，并在很早的历史时期就传到了中国。早在中国的三国时期（公元3世纪），倭女王就向魏帝献上倭锦、绛青缣、异文杂锦等日本织品。隋唐时期中日往来急剧增多，历次日本遣唐使向唐朝进呈的礼物都有为数不少的丝织品，包括“水织絁、美浓絁、细絁、黄絁、黄丝、细屯绵、綵帛、叠绵、屯绵”等。北宋初年日本僧人奝然来到中国，曾书面告诉宋太宗日本“产丝蚕，多织绢，薄緻可爱”。当时在日本，来自宋朝的丝绸制品被称为“唐锦、唐绫”，日本国产的称为“和绫、和锦”。明代通过贸易进入中国的日本织品，包括细绢、花布、扇子锦、明霞锦、龙油绫、鱼油锦等。正是中日丝绸长期的交流互动，特别是日本精美丝绸在中国获得的美誉，让“倭缎来自日本”这一说法直到今天仍有一定影响。

    倭缎其实出自中国

    明代是中国丝织业获得重大发展的又一个历史时期。技术和工艺的进步、专业化的形成、品种与数量的增加、需求与市场的扩大、销售渠道的多元化、解除海禁后对外贸易的增加，使明代桑蚕丝绸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末小说《金瓶梅》，故事虽是虚构，但其以丰富的丝绸词汇描写的男女人物的服饰装扮却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嘉靖时代的权相严嵩父子倒台后朝廷对其抄家，将抄出的巨额财产登记造册，其中丝绸名目竟有近千条之多。这些情况都是以前的时期不曾拥有的。

    缎是较厚实的品种，不同于以前人们喜爱的轻薄品质的产品。它是丝绸织品中的后来者，是中国丝绸数千年发展史的自然延伸。缎正是在明代开始普及的。严嵩被抄财产的近千条丝绸名目中，华丽缎织物就有144条名目下的9150多匹。

    在明代，一方面日本以朝贡名义与明代进行官方的勘合贸易（勘合即朝廷所发许可证），另一方面由于倭寇长期骚扰中国沿海，中日关系恶化，因此中国丝绸外销日本，要么通过走私，要么通过澳门葡商等进行转口贸易，而此时地理大发现已近百年，中欧海上商路已开，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先后从事欧洲、中国与日本的三角贸易，西班牙人则通过“大帆船贸易”将中国、欧洲与拉丁美洲殖民地联系起来。这些做法都促使中国生丝和丝绸制品进一步走向欧洲与世界，促进了欧洲新兴丝绸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对中国丝织业产生了影响。

    与历史上许多输入中国的日本物品不同，倭缎没有从日本传入中国的记录，无法认为它是发源于日本的。《天工开物》将倭缎混同于起绒织物，又有其他史料称“天鹅绒本出倭国”，这就使人们一度误把倭缎与天鹅绒混为一谈，但二者是完全不同的物品。宁国府查抄名单中“倭缎”与“天鹅绒”也是分别罗列的。实际上天鹅绒源起于欧洲，11世纪意大利即已制作天鹅绒，15-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等也都有了成熟的天鹅绒技术。在中国，自汉代起就有了起绒织物的雏型，明代起绒织物已相当发达，创造出的新品种也很多。而当时日本是不知道如何制作绒的。日本获取绒织技术是在明末清初，一说是无意中从一艘葡萄牙货船上看到一批品质有问题、工序未完成的绒织物，因而获知了这种技术的秘密，而这批绒织物与货船上的其他货品都是来自中国；一说是在一批输入日本的起绒织品上的瑕疵使日本获知起绒技术，日人误认为这是荷兰运至日本的荷兰产品，但当时荷兰这类织物均采用毛纤维而不是丝纤维，实际上这些丝织品是中国产品。

    这样说来，不是日本向中国，而是中国向日本输出了起绒织物和技术。倭缎之得名，或许是因为它曾输出到日本，就像明清时代的“虾夷锦”，是居住在日本北部的阿依努人（虾夷人）在与中国东北地区的贸易中得到并转运到日本内地的中国丝绸制品。但倭缎最终成为一种缎品的称谓，并非仅指输出到日本的缎品。

    中西倭缎的有趣互换和比拼

    倭缎在清代的辉煌还表现在它成为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国礼”。不但中国生产倭缎这种高级织物，欧洲国家荷兰也有生产，并且多次作为进献中国皇帝的“贡礼”，而清廷也将中国的倭缎作为回赐欧洲君主的礼物，这就实际形成了东西方倭缎的有趣互换和比拼。

    清朝建立后荷兰成了最早积极与清廷建立关系的西方国家。顺治12年（1655年）荷兰使者来华，所携进献给皇帝皇后的礼品就包括哆啰绒、哔叽缎、西洋布、白倭缎、花毡花被面等。而顺治回赐的物品则包括大蟒缎、妆缎、倭缎、花缎，闪缎、帽缎、蓝缎、青缎等。康熙25年（1686年）荷兰再次遣使来华，所携贡物更为丰富，其中织品就包括哆啰绒、织金大绒毯、乌羽缎、绿倭缎、新机哔叽缎、织金花缎等等。宁国府查抄物品中也包含哔叽这种地道的欧洲织品。哆啰绒又称哆啰呢，在《红楼梦》中也多次出现，不但做衣料，甚至用来当包袱皮（第49、51、52回）。

    在这一时期，康熙回赐西洋国（葡萄牙）国王、西洋国教化王（教皇）及其使臣的物品，也包括大蟒缎、妆缎、倭缎、闪缎、片金缎、花缎、锦缎等缎品。

    欧洲国家带到中国的倭缎，很可能是当时的翻译者借用中国已有的词汇来命名的，就像清代一度把暹罗（泰国）进贡的某种精美丝织品，以古代传说中的“鲛绡布”来命名一样。

    贾宝玉的一袭倭缎，让我们窥见了中日之间，以及早期全球化时代东西方之间的丝绸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