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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善蒙
在中国传统中，孔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也可以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他既是对之前礼乐文明的继承，也是对后世思想传统的开启，可以说，孔子就是中国思想的标志性符号。可是，孔子的思想内核究竟为何？ 孔子的哲学体系应当如何来看待？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当然不是没有答案。但是从我们目前所能够获得的信息来说，无非是三种解释的路径，孔子是以仁为主、以礼为主或者认为是仁礼兼备。好像除了这样的诠释方式，就没有更好的进路了。这对于中国哲学史关键性人物孔子来说，多少是一种遗憾。而这种遗憾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研究的视野受限导致的，我们在很多时候只是将目光聚焦在《论语》上。毫无疑问，《论语》当然是理解孔子的一个重要文本。但是仅仅《论语》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很自然就会因为视野的局限或者说僵化，而导致对于孔子哲学思想丰富性的误解。
那么，对于我们理解孔子哲学思想来说，还有什么更值得注意的经典文本呢？ 那就是《周易》，尤其是《易传》。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当年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说了“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班固在《汉书》中同样认为“《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说明《周易》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易》作为早期文明的重要结晶，也是成立的。所谓三圣，指的是伏羲、文王和孔子，他们对《周易》的贡献分别是八卦、六十四卦以及易传，即所谓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孔子作易传。而所谓的三古，就是对伏羲、文王和孔子所生活的时代的判定，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而孔子为近古。这样的一种说法，也是在传统文献中，被普遍接受的一种观点。孔子与《易传》的关系成为一个疑问主要是导源于欧阳修的《易童子问》，他认为《易传》（“十翼”）存在很多瑕疵，并非圣人所作，所谓“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此后，这就逐渐成为了一桩疑案，由此怀疑（甚至反对）孔子作《易传》也成为了一个传统。延及近代，加之古史辨派疑古思潮的影响，诸如钱穆、冯友兰、顾颉刚、高亨等等，均认为《易传》非孔子所作。而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文物中，就有一批《帛书·易》，李学勤先生经过多年考证研究，作出了孔子晚年确实作《易传》的结论，“孔子不仅是《易》的读者，也是一定意义上的作者，这正是因为他作了《易传》”（《周易溯源》）。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认真看待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尤其是从《易传》的角度出发，如何来重新阐释并建构孔子的哲学系统。
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真正从《易传》的角度出发，结合《周易》来重新讨论孔子哲学思想的作品，则是非常少见的。而章关键先生的新著《经典新读：〈周易〉孔子哲学讲义》（以下简称《讲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在我看来则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值得关注和重视的作品。
该书系编集作者所主持的《周易孔子哲学研究班》（2021年2月—8月）授课讲义而成，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作者第六本易学著述。《讲义》的主旨在以《易传》为根据，打开由《周易》进入孔子哲学体系的理论通道，并由此来探讨导源于孔子的中国传统哲学所具有的新时代意义和价值。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周易》暨孔子哲学源流；中编：《周易》明传解卦及《十翼》疏引；下编：孔子哲学归原。而其着力最多、也最具有创见性的部分，则是《孔子哲学归原》。在仔细通读之后，此书给我最大的感觉是作者确实对此问题有独到和深入的思考。
要辨明孔子和《易传》的关系问题，就必须对传统以来种种怀疑论进行辨析，这是作者所有论述的基本立场。作者在阐明当代出土文献证实孔子晚年苦心孤诣传述《周易》的同时，立足文本，系统批判历代至今散布孔子未传《周易》的各种怀疑论，明确肯定孔子是《易传》的总体述作者。着重剖析古史辨派的“层累说”，指出史说、史事与史实的根本区别，批判其专求“古史之变”而不求古史之真的错误倾向。
在明确《易传》为孔子所作的基础上，作者以《易传》文本为根据，来试图重构孔子的哲学思想。而之所以要这么做，实际上作者是有着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的，他是试图针对西方所谓“中国没有哲学”的说法，要阐明中国有自身的哲学系统，这就是基于《易传》而体现出来的孔子的哲学。在作者看来，孔子的哲学不仅是有其内在的思想系统，也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认为“孔子哲学事关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底蕴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的理论根基”（p38），所以对于作者来说，重构孔子哲学系统具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那么，孔子的哲学体系是怎样的呢？ 作者将孔子哲学归原为“十识”（一归太极，二分阴阳，三才之道，四德合体，五行藏象，六谛立本，七断占疑，八谓入神，九卦三陈，十翼时中），这可以说是章关键先生基于《周易》而对孔子哲学思想一种独到的概括，并使之体系完整、观点简明。而这样的孔子哲学，在章先生看来有着鲜明的特色，他把这种特色概括为“三观”（唯物的世界观、中正的人生观、质朴的价值观）、“一法”（圆融的辩证法）、“三性”（深厚的人民性、恒久的偕时性、意念的开创性）。
我们在谈论西方哲学的时候，都会很自然地涉及到逻辑的问题，逻辑代表着哲学的理性，很多质疑中国没有哲学的基本立场就在于中国缺乏西方的逻辑系统。对于此问题，章先生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提出了“孔子哲学的内禀逻辑”（p440）的说法，试图在逻辑理性的层面为孔子哲学找到一个根基。对照康德哲学的十二范畴（见于《纯粹理性批判》），作者汇集孔子哲学的十二命题（作者称为“具有公理性的命题”，p442）。通过比较东西方哲学异同，作者明确指出：“如果说源自古希腊‘逻各斯’的西方哲学旨在秉持和倡扬理性，以孔子哲学为根本的中国特色哲学则旨在秉持和倡扬文化理性”（p445）。而前者唯为求真，后者则在求真中并求善与美，从而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系统。
《讲义》一书所揭示出来的基于《易传》的孔子哲学系统，毫无疑问是继承传统、创新识见的。作者在行文过程中，基于经典文本，在其释读过程中，对于历史上有争议的话题，也做了有创见的重新阐发，诸如“三圣”分等、“二派六宗”、“王弼扫象”与以老庄思想注《易》以及有关经文释义分歧等，分别提出新的见解。
当然，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除了理论上的重构之外，我特别感动于贯穿于章先生思考过程中的情怀。章先生虽非科班出身，其从事于易学研究纯粹出于个人的兴趣，而且其六本相关著作（《周易新义与日用》《想象的智慧——周易想象学发微》《意象悟道》《周易正学》《孔子哲思百题解——周易大传精粹》以及《讲义》），都是2001年退休之后陆续写成的，而今将年届九十，始终以弘扬《周易》孔子哲学作为自己的使命，仅就此而言，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章先生对于《周易》有如是的执着呢？ 章先生说“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对《周易》及蕴涵其中的孔子哲学不仅十分崇尚，而且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它通过意象与义理，四度救我之命”（p456），在《后记》中，章先生详细回顾了四次因《周易》中的“中正”之理而获得解救的具体人生经历，展示了《周易》孔子哲学神妙的启示性、超凡的感悟性与广泛的日用性。可以说正是这种特殊的情感联系，成为了章先生坚持弘扬《周易》孔子哲学的内在动力。
中国哲学乃是生命的智慧，这就意味着它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在章先生的著述中，我们也明显可以感受到这种基于生命的学问所具有的力量。而我们所强调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要让我们传统的思想影响并引领我们当下的生活。
（作者为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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