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文明视域看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清末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史学家对中外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的历程。时至今日，历经两个甲子，白云苍狗，风云变幻，比较研究的主题也随时代而变易，从解读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到客观评判中西历史文化优劣、重塑文化自信，再到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提供中外历史镜鉴。历史比较研究的成果不断累加，研究的内容也愈发深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杨共乐教授的新著《不尽的江河不断流——比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汇集了作者从事中西古史比较研究的最新成果，体现出作者作为一名世界上古史领域专家的中国本位、中国情怀。

    本书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世界史的视野，解答了何谓“文明”、何谓“文化”，并概述了中外历史上流行的文明观。第二部分叙述了世界各主要古文明的发展脉络与基本特征。第三部分为全书重心，探讨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形成这一特征的主要文化因素，以及中华文明对人类的贡献。最后为余论部分，分别论述了坚定历史自信、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意义，罗马帝国和汉朝中国文明兴衰的历史比较，以及以障扇为个案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本书的主题，概而言之，即从世界文明视域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性。探讨这一问题的前提，是要准确把握世界各大文明体的起源与发展脉络，及其主要特征、成果，这样才能明确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才能在历史比较中做到有的放矢。清末民国的历史学者，处于“开眼看世界”的初级阶段，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总体上较为粗浅，专精的原创性研究更为罕见。如梁启超早年的文明观，多沿袭日本学者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一书的观点，明显受到欧洲中心主义影响。钱穆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极具价值，但其世界史根基不厚，在做中外历史比较论述时颇有隔靴搔痒之感。1930年代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吸取马、恩、列、斯等革命领袖关于世界历史的经典论述，大大推进了中国历史的研究。然而受学术总体水平所限，某些学者对经典著作的理解和运用有着教条化的缺点。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内学界对国外历史研究成果的广泛引介，以及对一手史料的深入研读，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对世界各大文明有了更为深厚的理性思考，这反过来促进了对中国文明多角度的客观认识，中外历史比较研究的大发展也就其来有自了。

    本书作者杨共乐教授从事世界上古史、罗马史研究已历四十年之久，对世界各古文明理解之精深自不待言；同时他深受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研究深厚传统的熏陶，持续关注中国史研究的最新动态，并常有成果贡献于学界。书中随处可见作者对新近中国考古学成果和前人研究的引用，体现了其论述的学术性与前沿性。而他的世界史知识结构，又能使其准确把握可做历史比较研究的命题，使比较研究产生真正的价值。例如，作者在书中提出：中华文明是以“修身”“自强”为重点的“自律”文明，这对凝聚中华民族、延续中华文化具有非凡的意义。而罗马不同，它崇尚“他律”，强调法律制度建设，却因忽视道德文化建设而使民众陷于精神的空虚，以致社会风气堕落、国家灭亡。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的最大特征，就是其历经五千余年而连续不断，这在世界各古文明体中仅此一例。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虽站在欧洲中心的立场上，贬低中国历史是“没有发展的历史”，但也不得不承认“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拥有这样一部连续翔实的古老历史”。连续不曾中断的历史记录，不仅是中华文化连续性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导致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关键因素。无论南宋遗民郑思肖的“所南心史”，明末三大家顾、黄、王撰史以继绝，更不必说陈垣、陈寅恪、钱穆等史学大家在抗战的困苦环境下坚持历史研究、传承民族文化的事迹，在中华文明遭遇顿挫曲折、横遭外敌入侵之时，历史书写总能发挥其关键作用。历史理性引领了中国思维，这是西方文明所欠缺的。因此，作者如此评价历史学在中国文明中的地位：“连续不断的史著把中国的文明成就牢牢地留在文献里，留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更是“帮助后人从传承中前行，从发展中壮大”的“宝库”。

    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历久弥新、令人着迷的宏 大问题。本书行文精简，自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有心者必能通过本书初窥历史比较的门径。“文明”“文化”等概念的意涵、中西文明观的变易、世界各古文明的脉络特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及其成因等，均是在进行中外历史比较时绕不开的关键问题和难题，本书一一给出了探索性的解答。期待读者通过阅读本书，对历史比较研究产生兴趣，与作者一同解开谜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