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刺史考全编》：存文于史，寓论于考

    一

    南京师范大学郁贤皓教授以李白研究精深而驰名海内外，但他同时还是唐代刺史研究最好的专家，所出唐刺史及李白研究各书，嘉惠学林，不止一代。凤凰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的《唐刺史考全编（增订本）》，326.4万字，精装6册，皇皇巨著，为其唐刺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末附《州名索引》《刺史姓名索引》二种，十分便于读者检阅。

    该书首版名《唐刺史考》，198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后来作者感到资料搜集及考订还有疏漏，于是又花十多年对原著做了大规模增订，因而有200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修订版。鉴于增订较大，为表区别，遂改名《唐刺史考全编》，使用者同样很多。这一版出版至今又有二十二年，新发现的石刻史料及域外汉籍陆续刊布，而学者的订补之文也有不少，出版新增订本的时机已成熟，因此作者又吸收相关成果，再次对该书做了订补，因而有这个第三版。

    此书资料收集全备。唐刺史考证本质上是一种文献辑佚和资料重编。凡是这样的书，都是对某个专题资料的重新组合，首要要求是齐全完备，如果遗漏过多，那就不能称善。据卷首作者《自序》，全编增补资料近二千条，订正错误百余条，因此这一版考出的唐代刺史（该书未考证五代刺史）较之前两版更多。据估计，全编共考出唐代刺史1.6万余任，去除同一人出任几州刺史的情况，任过刺史的也有上万人。因而全书是一个空前宏富的资料库，读者可据以拓展的学术空间极大。

    就唐代刺史考证而言，列入的刺史必须是真正到任的实职，不能是其他。为此，就须在州郡和刺史这两端都严格审定和考实。州郡方面，唐代近三百年，州郡制度屡变，大的调整也有贞观、开元、天宝、元和的不同，究竟以何者为准？ 作者选择以开元二十九年建制为准编列唐代州郡，以便和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一致。此前此后废置的州郡，另成附编置于全书之末，这些做法都增强了科学性。刺史方面，不收那些名为刺史而实未未到任的，及卒后赠官，和以亲王、重臣遥领的授官，还排除了文献记载为刺史但经考查实为误载的，此外也不收羁縻州刺史。收录府尹、大都督府长史、别驾这几类和真正刺史权位相当者，及刺史阙而由长史、少尹代行刺史职权者，所列刺史中包含不称刺史而称其他的多种变例，这样就在收录类型上保证了齐全，是非常正确和有见识的。

    全书以州郡为单位，刺史为条目，将唐代各州刺史逐一考出，州郡顺序以开元十五道为准，每道为一编，十五道即有十五编。全书以州郡为纲，刺史为目，年代为序。每州之下，先列刺史姓名、任职年份，后列任职年代，下注所据资料，眉目十分清晰。鉴于此书迭经修订，凡后两次增补中新发现之刺史及材料，其前均以【补遗】二字标示；其他方面的订补则随文修订，不再说明。直接说明任职的资料加以徵引，其他资料以“略同”“又见”注明，为读者提供研究线索。重在注明资料出处和考证结论，考证过程尽量从简。凡参考今人成果处，均载明出处，以示尊重。经过这么处理，全书的科学性就很强，所得也极多。唐代三百四十六州，确定了任职年代的刺史占大多数。少数限于资料无法确定者，或予以推定，置于相应位置，以便读者研索；或暂时存阙，列入各州卷末之“待考录”。这样，不仅刺史本人的任职年代多可检寻，就是其他任职也可由此推定。因为，刺史只是其仕历的一个阶段，到该州任职前后，还会有其他仕历。这样，刺史从何处来，调往何处，就颇为值得关注了。陶敏先生的《全唐诗作者小传补正》援引该书成果就多达一百二十二次，据此推断出百多位唐代诗人的其他仕历，表明该书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很高。

    二

    一般认为该书是唐代文史考证成果，用途是研究唐人仕历和交游，读之可以了解和检索唐文人何年在何地任过刺史，唐代每州有多少刺史。这当然不算错，但这只说对了一半，这么做也只用了一半，还有同样重要的文学研究这一头，一直以来未能很好地开发利用。这里拟对其这方面的功用加以表出。

    从文学研究角度看，此书的成就和特色，则可用“存文于史，寓论于考”括之。刺史考证属于史学研究，但从该书体例和内容看，还有文学研究资料集成性质，材料编撰上有“存文于史”的特征，作者实际上是将文学研究功夫内蕴于史学著作框架中；同时，还将对唐刺史的文学研究，以考证方式呈现出来，这又是“寓论于考”。

    文学研究方面，该书的功用在于考察“刺史与州郡的文学关联”。刺史与州郡的文学关联这个问题，其实自秦代以后的历代都有，只是唐代表现更突出。要对这一问题做深究，就须从刺史和州郡两头下功夫。州郡方面，必须清楚唐代州郡在国家政治版图中的分量轻重，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做综合考量。唐代州郡的分量轻重，是根据地理位置、人口规模、经济分量、政治作用来决定的。大而论之，也有大小、远近之分，不同性质的州郡刺史，政府的处理是不同的。这一点，在此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书中的大郡、近州刺史，就与远州、小郡刺史，授任情况迥异。书中考出潭州刺史多达九十八位，就包含多种授任类型。看似都一样的刺史，其实差异极大。而且平均两年多即有一任，表明调动之频繁。这还是湖南观察使下辖七州中地位最高的，潭州尚且如此，其他像岳州、道州、连州，情况愈甚。原因何在，说明什么，值得思考。读者使用此书之前，最好先对这方面情况有所了解。因为这些内容，即使在唐代史书、小说、文集中也不明显，得靠读者自行辨别，而在本书中却有多种记载提供佐证。一旦搞清楚了这些区别，我们就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等角度，对唐代州郡进行“差异化研究”。文学研究方面，不同由来和去向的刺史，在该州的政治业绩、经济建树、文学担当，就可窥探一二，研究就可深入一层。

    与此相应，唐代刺史的任命也有多种情况，大的区分也有正授和责授两种类型。

    正授的又分为五种情况。第一种是自朝廷正常派出，而无任何特背景。如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之授苏州刺史，就是普通的刺史授任，并无任何特别处。第二种是为执政所不喜而被排挤出朝，虽非贬谪而形同贬谪。如杜牧会昌二年出任黄州刺史，就情非得已。第三种是因对时政不满或政局不稳等而请求外任。如白居易长庆二年出为杭州刺史，就是白氏主动请求，非帝王或执政之意。杜牧大中四年秋出任湖州刺史，也是为了给其弟杜顗治疗眼疾，京官俸薄，不足开支，加上不满朝政，深感在朝无所作为，倒还不如到地方上展开手脚，较少窒碍。第四种是自大郡转授小郡，形同贬黜。如张说开元三年自相州刺史改任岳州刺史，就是如此，是一种进一步的贬谪，因为他在此前自朝中出任相州刺史，就是因为和姚崇不和而出为外官，已是一次贬官。所以这次贬谪对张说打击极大。在任期间，自编《岳阳集》，穷愁著书以自见，深恐老死江潭。有送别诗云：“谁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当此之时，思欲生入京华，老归田里，脱身瘴疠而不可得。像他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第五种是等同于擢升的自小郡改授大郡。如杨凭永贞元年自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迁任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实际上就是一次擢升，所以其迁任诗就看不到任何迁谪之意。

    责授的方面，少数是自贬所量移而来，如白居易元和十三年冬自江州司马迁任忠州刺史，韩愈元和十四年十月自潮州刺史改任袁州刺史，这属于准例量移，“遇赦移官罪未除”（韩愈《量移袁州 张韶州端公先以诗相贺因酬之》）。多数是自台省官责授，所授又有远州、近州两种。近州如元稹贬同州，这是帝王为安置近臣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这种情况极少。远州如韩愈贬潮州，这是以示惩罚，事例极多。唐人认为，出任远州刺史乃是“极贬”。

    总之，我们可以对唐代刺史与州郡的文学关联做全方位的深度考察，这里面的学术空间很大，研究工作也有意义，值得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