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时空下的情感共鸣——评《回望江南：一所私立大学的激荡五年》

    教育史和地域史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而校史作为对一所学校发展轨迹的真实记录，是指记录学校建立发展和变迁的过程的文献资料，因此它天然的与地方经济文化联系在一起，然而，正是因为其特殊的研究视角，很长一段时间校史研究都难以突破传统的编撰模式，究其原因：一是史料匮乏；二是撰写角度问题；三是校史研究起步晚。专注于此的学者更是屈指可数。鉴于此，有学者呼吁“现有的校史研究机构应当转型成为专门从事各种形式的校史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和保存的专业机构，成为开放性的、支持校史研究的专业服务机构”。（张斌贤，杜光强：《高等学校校史研究的现状、问题与趋势》，《大学教育科学》2015年第5期）秉承这样的理念与个人研究旨趣，江南大学汪春劼教授新作《回望江南：一所私立大学的激荡五年》（同济大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则突破了传统校史写作的制约，利用大量的珍稀档案，透过治理的视角展现了解放前后私立江南大学的校园生态，教育在时代发展的激变与个体人物命运的沉浮跃然纸上。这部著作不仅在校史研究上具有极强的引领意义，更为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作出了相当贡献。

    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指出：“史学便是史料学。”虽然这句话有许多争议性问题，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翻开汪教授著作的后记，为找寻相关材料他记了一笔流水账，不仅四处奔波收集档案材料，更远赴北京采访当事人进行口述史料整理，他搜集了会议发言、情况说明、汇报总结、私人信函、统计报表等许多“原汁原味”的第一手资料，这在其他大学校史研究成果中并不多见。同时作者也选取许多已刊材料，如日记、年谱、回忆录，并且对这些材料进行适当甄别与选取，这些努力在这本著作中的脚注中都可以看的见，从史料稀缺度以及运用之多元的角度说，足以证明这是一部优秀严谨的史学著作。

    尤其在著作附录部分，作者利用掌握的资料将私立江南大学从创办到院系大调整的5年大事记进行梳理，且主要是以天为计时单位，足足有46页纸之巨，这一卓越的史料贡献将为后继研究者提供极大的便利。当然，校史研究还要兼具学术性与人文性。因此，作者在此书编撰中，在资料运用上格外注重私立江南大学与荣氏家族的关系，高度重视私立江南大学食品相关专业与文理学科在历史发展中的脉络演进，因此从当下来看，对于未深入了解江南大学的读者而言，如今江南大学与荣家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及在食品科学领域的强盛可以从中管窥一二。

    另外，除了极具特色的文字史料，图像史料也是本书的亮点，该书穿插了许多私立江南大学的校园风景与师生画像，不仅展现出江大的校园风光与人文风情，更能触碰当事者品鉴此书时记忆深处的那份悸动。对无数江南大学校友而言，这种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治史难，治当代中国史尤难”——许多近代史学者都有这样的体会。虽深知汪教授长期从事无锡地方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但我读到此书时还是深受震撼，不得不佩服汪教授在此方面的多年耕耘。全书以1949年为界，共计6章内容，前3章中作者聚焦1947-1949年私立江南大学的创办背景、组织架构、人事变迁、教授队伍、专业设置、学生参政等；后3章则是梳理1949年以后私立江南大学的历史，包括专业调整、财政困境、政治浪潮等等。

    在前3章的内容叙述中，作者首先交待了荣氏家族对于建立私立江南大学的高度重视，但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虽然私 立 江 南 大 学 初 创 时 有 牟 宗三、钱穆等文化巨匠，并且也采取高薪引进人才的办法，但其内部的派系矛盾以及在政治冲击下学者们的人生选择，读后让人唏嘘不已。更为重要的是，因其始终没有理顺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使得私立江南大学并没有一个能大力促进学校发展的名校长。

    与传统校史相比，后3章的内容是该著作中突破最大的部分。由于社会形态的更替，无论是从学校管理、专业设置、以及日常学习上，彼时的校园环境都有很深的时代烙印。由于荣氏企业经营亏损无法有效贴补学校、以及学生无法缴纳足额经费等原因，学校经费出现断崖式下降。学校管理出现混乱局面，私立江南大学在1952年院系大调整后默默隐入尘烟。读到这部分内容时，顿感荣毅仁当时的不易，荣氏企业经营出现亏损后他依然竭尽全力，如“在保证人头费前提下，申新计划把一台发电机出售，帮助学校购买设备”“1951年8月起，荣氏集团又提高经费投入，每人经费追加29000个上海折实单位（原为24600单位）”“荣家在提供学校经费的同时，每年都为困难学生提供学费减免”。

    恩格斯指出：“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20页）私立江南大学虽然只有短短5年的建校时间，但它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在私立高等教育的探索方面具有深远的意义。

    汪教授在著作最后谈到目前民办大学现状问题，如存在办学理念模糊、办学定位失当、校园文化淡漠、人才培养目标与实践脱节、专业设置不合理、教学管理科学化不高等等。针对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建议，他认为，仅仅依靠公办大学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是不够的，因为“知识型社会要求高等教育系统具有多元化特征，不同学校履行不同的使命，满足不同学习者的需要。除了公立学校外，追求公共目标的私立高等教育应能扮演重要角色，办学的多样性有利于形成高校间的竞争互补，有利于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

    目前，国内在高等教育多元化方向发展方面也作出了相应探索，如曹德旺先生创办福耀科技大学、施一公创办西湖大学等，这些依靠社会力量以及公益慈善汇集成的力量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而研究私立江南大学的历史发展与管理模式对于新时代的私立大学而言有镜鉴意义，鉴往知来向史而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将在社会共同力量的汇聚下迈出新的一步。

    哲学家伽达默尔指出：“不是历史属于我们，而是我们属于历史。早在我们试图于回顾中理解自己之前，我们就已不言而喻地在我们生活其中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理解自己了。”（邓文初：《历史学家的作坊》，东方出版社，2018年，第341页）作为江南大学的校友，很遗憾在学校时我并没有深入研究学校的发展历史，而今读完汪教授的这部著作，往日在江大的岁月仿佛又在脑海回现，在这种错位时空的情感共鸣中，我更理解了历史发展与个人命运的沉浮在悠悠岁月中的洗涤。

    斯人已逝，生者如斯，私立江南大学虽然已沉没于古籍之中，但现今江南大学的发展历史需要每一个江南人奋力书写。

    （作者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