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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要重视对学生进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同年8月，《人民日报》刊发《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是新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并呼唤名家的出现。1993年到2023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华经典教育已经走过了三十个年头，有既往的收获也有新的问题，亟需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做出总结，指出现存问题并给予具有一定可行性的解决方案。就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著作而言，早期黄力生先生的《读经问题》、胡晓明先生的《读经：启蒙还是蒙昧？ ——来自民间的声音》、李弘祺先生的《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郭齐勇先生的《中国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徐梓先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十五讲》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而最近祝安顺先生的《中华经典教育三十年》则自觉地从历史发展、当下案例和未来展望三个方面比较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给出了精彩的分析、总结、展望，是对这三十年乃至近代经典教育的总体性反思和探讨。
中华经典教育的界定是一个复杂问题，但笔者比较认同祝先生在书中对“中华经典教育”的区分理解。从广义来说等同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狭义则专指“依托广泛认可的民族经典开展的‘成人’教育”。更具体地分析，中华经典教育专指“面向中小学阶段的青少年学生，通过经典课程和教材构建而开展的属于国民教育的学校教育”。
笔者认为，经典教育最关键的三个痛点，即课时问题、考评问题、教材问题。第一个痛点是课时如何保证。课时问题看似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但是与一个理论问题密切相关，就是它有没有不可剥夺的教学功能。如果没有，那么它理所当然地被数学课、语文课等“正课”挤占时间，课时量自然成为空谈。如果有，那么它的教学功能到底是什么？ 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一大问题就是对它赋予的期待太多，甚至要替代语文课、德育课、历史课乃至其他课程的内容，有了重叠的区域，导致处在“妾身未明”的尴尬境地。以《中华经典教育三十年》为例，作者得出了一个有点“反常识”的结论，就是传统文化课程要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不要对它期待太多，不要希望它能完成语文、德育、历史课的任务，确立它自身的独立价值。其实，就是让传统文化课程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要做什么”。《道德经》所谓“少则得，多则惑”，有时候对它期待太高，反而容易导致混乱。祝先生特别提出，面向未来的经典教育的目标，就在于训练民族思维方式、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养成君子人格。基于这些目标，构建相应的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值得注意的是，祝先生认为经典教育不能仅仅放到传承民族文化来谈，企图凌驾于别人，而是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的自我确认。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经典教育应当学来开阔的胸怀，而不是学来妄自尊大。这是很有创意的理论突破。
经典课程第二个痛点是如何考评，这个问题让许多教师备受困扰。祝先生从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经典课程有积累型、常识型、体验型，积累型课程考评在于熟诵，常识型课程考评可以通过问卷，体验型课程考评主要在于学习者能否将学习内容用于生活。在具体教学方式上，作者综合历史与当下的实践，提出了经典教学的七个步骤：诵读经典、书写经典、注译经典、参读注译、完善注译、讲解经典、践习经典。这也是比较有实践指导性的一些探索，值得关注。
经典课程第三个痛点是教材问题。教材中广泛存在的问题就是经典太多，不知如何挑选。或以儒学为高，或以道家为高，或要求背诵为主，或要求训诂为主。其实，这个问题还要做减法，毕竟绝大多数人学国学不是为了成为国学专家。那么应该学习什么内容？ 就祝先生讨论的教材体系而言，他针对积累型、常识型、体验型的不同课程，逐一作出考察与构建，分析了三类课程的目的、对象、内容、载体、方法、课时与评价标准，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其实，最大的难点在于体验型的课程教材应该如何编写。祝先生提出，在小学低年段，可以选择“天、地”等核心汉字、二十四节气、基本礼仪、中医药基本常识，高年段可以选择“仁、义”等重要汉字、生活礼仪、中医药健康、《私塾诵读本》，初中可以选择“阴阳、五行”等核心词汇、中华日常礼仪、“四书”主题、《周易》常识，高中年段则进入“四书”研读、《周易》选读、乃至其他经典选读。这样的设想具有一定的体系性和独特性，值得大家关注。
总而言之，祝安顺的研究有三个特点颇具启迪意义：总结全面、研究深入、贴合实践。首先是中华经典教育方面的内容，做到了“问题的全面”；在文献梳理上花了非常大的功夫，旁征博引，把重要文献一网打尽，做到了“文献的全面”；回顾一百年来的经典教育历史，对百年来的教材设计、课程设置、读经争议都做了比较详细的梳理，有的地方还附有整理的表格，做到了“历史的全面”。其次是没有停留在文献和问题的梳理上，而是在每个问题上都有深入的思考，并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从中华文化本身、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高度进行探究。最后是贴合实践，不做书斋中的学者，他长期在全国各地不断地考察、访谈、听课，真正听到、见到来自一线的声音，编写、出版过多套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教材。比如本书第五章，考察了新加坡儒家伦理课程与教材、台湾地区的经典课程与教材，乃至大陆的当代经验，如山东主题推进与多元融合的传统文化教育模式，广州大学“互联网+经典教育”实践、北京四中、复旦附中五浦汇实验学校、广州天河区五山小学、北京海淀区明天幼稚集团、北京海淀区敬德书院、广东肇庆的传统文化教育实践等等。这些优秀实践作者都亲身考察过，有的甚至就是参与者。在深度的现场调研中，结合自身扎实的理论功底，作者才能构建出未来中华经典教育的课程体系、教学方案、教材体系。故此，本书可谓体大思精、彻上彻下，既有理论的细致思考，又有实践的深入考察，厘清了经典教育的理论、历史、实践与未来方向，解决教育中的痛点，可视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一本通”，可作为所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者的案头书。
（作者单位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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