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鉴赏背后的理论思考

    杨成凯先生遗著《古籍版本十讲》，并非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版本学研究著作，而是以其历年来发表的有关古籍版本的普及性文章与讲演稿为基础编成。文笔轻松流畅，没有连篇累牍的琐细考证，一般的古籍鉴赏收藏爱好者都不难通读。然而，作者之意并不止于此，透过书中深入浅出的讲解和信手拈来的例证，可以看出其背后隐藏着的对版本学理论的深切关注与思考。

    研究中国古典文献者，习闻“版本学”三字，以为理所当然，实际上，版本是否是一门科学，或如何成为一门科学，还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经典只宜逐字细读，不必讲求版本，如此则版本之学可以不作。而治版本者，多数也只将其当作开展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和方法，对于其自身之为“学”的属性认识不深。针对此种现象，本书在开篇的导论中，即明确提出，版本研究理应在大量的研究对象及数百年来的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上升成为有实践、有理论的学科。该书至少在以下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第一，应将现有的知识编排成体系。版本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富，但多为零散孤立的个案，不成系统。将这些成果分门别类地汇编起来，即是对版本学的一大推进。本书导论与第十讲，将一部书的刊印过程分为编稿、雕版、印刷、加工等步骤，将初编重编、初印后印、修版补版等内容均纳入其中，即可看作版本知识系统化的一次尝试。其具体框架还可以讨论，纳入框架中的也未必都是新知识，但正如本书对《书林清话》的评价，其也许在哪一个局部都没有多么惊人的发现和创获，然而，将“关乎古籍刊印出版的有关记载加上个人的知识汇为一体的编排结构”，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贡献。

    第二，正确处理版本研究之“外”与“内”的关系。早期的版本研究，多被简单地指称为仅重外部特征的经验主义式的“观风望气”，对内容并不关注，由此受到学界指摘，乃至称其研究为“书皮学”，从事相关工作者为“赏鉴家”“掠贩家”。有鉴于此，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版的大量文献学著作，开始将重心转移到内容方面，带来的后果是忽视了书籍的物质属性，混淆了版本与校勘、目录乃至考证之学的界限。近年来鉴赏之风复兴，本书之末的赘语中谓“连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是白棉、开化，宋、元、明、清，雕版、活字，张口即来”，虽是戏语，亦可见版本外观重受重视之实。但观风望气法过分倚赖个人经验，难于推广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面对此种长期以来的外内之争，本书从两方面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是外内当并重。本书作为一部主要讲版本之外在表征的著作，却时时提醒读者注重书中内容，如讲宋刻本时谓“要想欣赏宋刻本的妙处，形式之外，更重要的是注意其文本内容”，讲在清代遭到禁毁的明刻本时谓“有心人肯于坐下来认真地读读书，探索一番，而不是仅仅貌相，那么收藏禁书就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二是对书籍外部特征的考察要注重科学性。如所谓观风望气法，实际不过是“在古书的字体、版式、纸张、装潢等形式特征方面运用类比推论的方法”，是一种科学的鉴定手段，并不神秘。运用此法时也要通过严谨的推理，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才能成立，如本书第三讲举出的对明正统善敬堂刻韩愈、柳宗元集的鉴定之例。前人正是因为未能指出此法的本质，才导致了种种误解。

    第三，应注重共性问题的发现与解决。版本研究中长期存在着一些具有普遍意义，而未能被及时揭示与完全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学科的发展。而这类问题，也是本书的关注重点。例如，书中在讲到版本鉴定时，并未单纯地讲宋本特征如何、元本特征如何，而是着重阐述北宋本与南宋本，以及宋本与金、元、明、清本的区别，这就涉及到原刻与翻刻、初印与后印的鉴别问题。又如，在讨论丛书时，本书敏锐地观察到了同一书而子目不同的情况，并认为可能与印次先后有关，未必是传本有残缺。类似的情况，笔者也曾遇到。如毕沅辑《经训堂丛书》，《中国丛书综录》著录之本二十一种，但英国牛津大学藏有一部十七种本，缺《山海经》等八种，而多《乐游联唱集》《苏文忠公生日设祀诗》《卜砚集》《灵岩山馆诗钞》四种。此类共性问题，本书中谈及的还有很多。虽然未必能全部解决，但为进一步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版本研究应以“多闻阙疑”为总原则。在本书的导论部分，作者即已开宗明义地指出：“古书版本鉴定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它的年代，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要作出准确的定位极为困难，甚至无法实现。”而要实现对版本的准确鉴定，除了有针对性的技术手段外，更不容忽略的是博通广览、广阅文献、慎思明辨等基础工作，总结起来，无非“多闻阙疑”四字。此四字在本书中反复出现，如第一讲谓“谈宋刻本鉴赏时，南北宋之间、宋元之间还是以‘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为是”，第四讲谓“我们还是应该重温‘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古训，跟古书版本打交道，最好尽可能多看看已有的文献，多看看存世的不同印本，而且不要忘记带上批判的眼光”。书中凡讲到具体的版本实例，下断语者少，存疑者多。如第三讲谓宋元之际的福建刻本“至今还是个混沌地带”，第四讲谓《博古图》和《水浒叶子》几个明刻本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均属此类。这也是本书区别于其他版本鉴赏类著作的一个特色。书中提出的一些疑问，已被研究者所证实。如第五讲谓清刻本中部分常见的重要典籍，仍有问题未必尽人皆知，并举胡克家刻《资治通鉴注》为例。今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郭立暄先生已经阐明，胡本所据之底本，乃是今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的元刻明前期修补印本，较上图藏元刻初印本颇有异同。又如第五讲谓清内府旧藏所谓淳祐本《四书章句集注》实际为元刻，而“详情似乎可以再研究”。按，此本今存台湾，已被定为元刻修补后印本。与之同板者在台湾还有两部（可能为一书分藏二处），为元代公文纸印本，或是较为早印者。此种审慎的态度，实际是文献学乃至文史领域各个方向的研究均应秉持者，陈垣先生即以“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为史源学之金言，但在版本研究方面尤为重要。本书于此再三致意，可见其良苦用心。

    以上这些内容，散落在《十讲》的各个部分，笔者不揣浅陋，加以归纳，未必能尽当作者本意，亦恐有遗漏之处。但本书在讲述一个个具体的古籍版本的过程中，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发凡起例、理论总结的意图，却是显而易见的。本书的整理者，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向辉博士曾言，杨先生生前一直希望能够打通古籍鉴赏与版本研究二途，一方面让普罗大众都能欣赏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结晶的古籍之美，不至于使其沦为少数有钱有闲者之玩物，另一方面也希望构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版本学框架，以总结前代的成果，指导将来的研究。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当务之急即是理论建设。笔者也从事古文献整理研究的相关工作，对此有切身体会。即以版本鉴定而言，傅增湘先生提出的以字体论“百不失一”的观点，已经被学界普遍接受。但宋本之字体，或谓浙为欧体、建为颜体、蜀为颜中带柳，或谓浙欧、蜀颜、建柳，已有不同。而所谓欧、颜各体，具体作何特征，更是只能意会。即便取诸家碑帖逐字对比，都未必能一一符合。笔者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时，硕士阶段导师邓瑞全教授谓，魏隐儒先生即曾指某本之字体，让其体会“颜中有柳意”。此种不能言传，只能以“多看则自明”一语敷衍的困境，至今仍未有根本改变。

    杨先生未酬所愿，赍志而没，然其思想如零金碎玉，仍在其遗稿中闪烁光芒。向辉博士董理其稿而刊行之，不仅足以告慰杨先生于泉下，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版本学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