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桐城派的卓识

    ■王达敏（安徽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数十年来，郭延礼先生沿着胡适、陈子展、钱基博和季镇淮、钱仲联、任访秋等先贤开辟的学术道路前行，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推向新的境界。郭先生在桐城派研究领域用力甚勤，深刻洞察到该派在近代的蝶变，洞察到这蝶变的文学史意义。

    曾国藩是桐城派的经典作家，1949年后被长期遮蔽。郭先生在199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1994年撰写的《曾国藩的古文理论及其在桐城派文论中的地位》中一反成说，对曾国藩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论定。他指出：曾氏对桐城派的纲领义法说基本采取否定态度，用行气说来淡化义法说；曾氏意识到文与道有统一的一面，更有矛盾的一面，二者实难兼顾；曾氏把珠圆玉润视为为文的最高境界。

    薛福成、黎庶昌和郭嵩焘是曾国藩为首的桐城派作家群体中的要角，一直受到文学史家冷遇。郭先生在1988年撰写的《近代桐城派散文新论》、199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对薛、黎、郭的散文作了深入阐释，提出薛、黎、郭出使列国，写下许多反映新事物、新思想的散文，展现了域外的自然风光和风俗民情，这是中西文化相遇后最先收获的成果，是近代新体散文的先导。

    吴汝纶是清季文坛上的一代文宗。郭先生在1995年撰写的《曾门弟子张裕钊、吴汝纶》中提出诸多新见。他以为在文与道之间，吴汝纶重视古文的文学特性，比曾国藩走得更远；在醇厚与闳肆之间，吴汝纶初则崇闳肆而抑醇厚，继则以恢复方姚文风为己任，尚醇厚而绌闳肆，把闳肆视为醇厚的初级阶段。

    郭先生在2015年撰写的《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中，首次把桐城派女作家薛琪瑛纳入文学史书写中。薛琪瑛是薛福成的孙女、吴汝纶的外孙女。她以优美流畅的白话翻译的王尔德《意中人》，发表在1915年《青年杂志》、1916年《新青年》上。此后她还翻译有法国作家肯尼斯·格雷厄姆的长篇童话《杨柳风》、田贝立的长篇小说《蓝窗》。

    郭先生的桐城派研究是其宏伟学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层见叠出的创获既推动着桐城派研究向前迈进，也具体而微地展示着中国文学如何从古典向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