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超越的学术见证

    ■李宗刚（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郭延礼先生从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65年，为什么能取得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 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三点原因。

    其一，郭先生把学术研究视为自我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使得他始终把近代文学研究当作当代知识分子赓续中国文人精神、介入中国社会现实、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一种方式，并由此建构起了打上自我精神烙印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大厦。正因为这种安身立命的追求，郭先生获得了不断前进的内在动力，即便身处逆境，依然苦中作乐，把学术研究当作对抗苦难的一种有效手段。改革开放之后，郭延礼先生的学术研究真正驶入了快车道，从籍籍无名的普通研究者跻身于国内近代文学研究一线，成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引领者。

    其二，郭先生把学术研究视为具有生命力的有机体，这使得他不断走出自我、不断超越自我，拓展出一片片新的世界。郭延礼先生从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到近代翻译文学史、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到中国近代女性文学研究，每一次跨越都非常大，但其内部联系又非常密切。从学术研究的逻辑来看，没有对近代文学翻译、女性文学发展的深入研究，便无从把握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内在脉络，而这一切，又离不开对前人学术研究的继承与发展。从这样的意义上说，郭先生的学术研究恰如一个生命的有机体，不断分蘖出新的学术枝丫，由此让学术研究这棵大树枝繁叶茂，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其三，郭先生把学术研究置于开放的时代坐标上，既耐得住寂寞，又积极对接学术界的前沿成果，使他的研究在吸纳时代学术风雨中完成了独属于自己的言说。郭先生既有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使命，更让这种自觉和使命熔铸于时代的学术之中，去回应时代学术风云。实际上，他对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翻译文学史和学术史的探讨，正是对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溯源，充满对现实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