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的中世纪晚期英国生活水平研究

    戴尔（Christopher Charles Dy⁃er）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的扛鼎之作《中世纪晚期的生活水平:约1200-1520年英国的社会变迁》（Standards of Living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c.1200-152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以下简称《生活水平》）即将与中文读者见面了。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该书的有关情况，笔者拟就写作缘起、主要内容和学界评价三个问题做些简要说明。

    一

    戴尔的中世纪晚期生活水平研究与英国的学术传统密不可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生活水平研究存在两大学术传统，分别是以左翼经济史学家罗杰斯为代表的乐观论，以及以新人口论的主要奠基者波斯坦为代表的悲观论。

    罗杰斯的英国生活水平研究聚焦于13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农业雇工的实际工资或工资购买力。罗杰斯对中世纪中晚期雇工的实际工资水平的变化持乐观态度，主张1259年-14世纪末之前，英国雇工的生活水平变化不大。从14世纪末至16世纪上半叶，雇工的生活状况经历了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持续改善。为此，他提出了15世纪是“英国雇工的黄金时代”的著名论断。这种较高的实际工资水平直到19世纪80年代早期才被赶超，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引用他的观点作为工人阶级贫困化的证据。此外，布朗和霍普金斯使用了1264—1954年英格兰南部建筑工人的工资数据，通过“消费品篮子”（basket of consumables）的核算方法，计算出该时期这一群体实际工资的变化，认为中世纪中期英格兰南部建筑工人的实际工资始终处于一个大致相同的水平，只有1380-1510年的更加繁荣的时期才有所突破。

    20世纪50年代以来，波斯坦用人口数量解释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演变的悲观论成为主导模式。这种解释简单说就是两阶段论：12和13世纪随着新土地的开垦和人口的增长，农业的扩张导致了农业生产力的下降，其结果是1300年左右开始的一段歉收和人口下降的时期；在14和15世纪，人口和经济持续萎缩。应该说，生活水平的恶化是波斯坦确定14世纪早期转折点的一个关键因素。他认为，13世纪英国只有富裕农民生活无忧；拥有半维尔格特（约20英亩）土地的中等农民在正常年景下可以保证五口之家每人每天大约获得2000卡路里的食物，仅够维持基本生活；小持有者持有三五英亩土地，只靠土地收入不足以为生，每年还必须打工250天才能补贴家用的不足。但农业雇工的工作总是季节性或临时性的，因而小持有者入不敷出，生活在“贫困和饥饿”之中。这意味着，13世纪英国绝大多数农民生活在维持生计或贫困之中。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波斯坦的思想受到质疑，生活水平研究也被提上议程。戴尔的工作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1971年，他需要为高年级的本科生设计一门专业课程，并最终决定讲授一个“特殊主题”，题为“中世纪晚期的生活水平”。这是一门以原始材料为基础的高级强化课程，这些原始材料包括账簿、法律记录、文献和考古报告。但现有的印刷史料在数量或范围上都不敷使用，戴尔通过在英国各地档案馆抄录或向同事寻求帮助解决了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戴尔还研究了这个主题的各个专题，并将结果写进了文章。他深信现代读者对中世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感兴趣，了解他们就是了解我们自己，这一信念最终促成了该书的问世。

    二

    戴尔在该书中所使用的“中世纪晚期”（the Later Middle Ages，the late Middle Ages）是指13-16世纪早期，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14世纪下半叶至15世纪。他写这部书的目的是定义中世纪晚期社会的不同生活水平，并探索三个世纪以来的变化。

    作者首先考察了中世纪晚期英国社会阶层出现的显著变化。1279-1280年的《百户区案卷》表明，13世纪晚期英国的贵族包括大贵族和作为小贵族的骑士，农民由自由佃户（个别富有者称富兰克林）、农奴和茅舍农组成；14世纪传统社会结构处在转型之中，1379年的《人头税报告》显示小贵族中增加了候补骑士，富有商人的纳税额已经等同于骑士和候补骑士，富兰克林成为富裕农民的代表，此外还有大量的帮工、工资劳动者和穷人。1413年的《补增法》（Statute of Ad⁃ditions）和1463年的《禁奢法》表明社会结构的转型仍在继续，小贵族中增加了绅士，乡绅阶层形成，农村中约曼取代富兰克林，城市存在少数富有的商人和工匠，城乡工资劳动者的比例没有显著减少。

    中世纪晚期社会结构的多层次性决定了不同的收入水平、消费模式和生活水平，为此戴尔在该书主标题中使用了复数的“生活水平”（standards of living）。贵族和农民是该书研究的重点。“贵族”（aristoc⁃racy）包括公、侯、伯、子、男等大贵族，以及由骑士、候补骑士和绅士组成的乡绅阶层或小贵族。贵族的家庭账簿为了解其收入和消费提供了直接证据。12-13世纪，贵族的收入上升；1320年后，他们的收入则开始下降。贵族是重要的消费者。大贵族通常消费高档食品和服装，住在城堡中；而小贵族则偶尔使用奢侈品，一般不住城堡。贵族需要维持与其身份相称的生活方式，但通常量入为出，大多可以做到收支平衡。农民没有留下家庭账簿，只能借助于领主或国家编制的文件获得他们的信息。研究农民生活水平有两种方法。一是尝试建立农民收入和支出的模型。另一种是寻找农民物质条件的更直接证据，如住房、服装和食物。前者表明，13世纪和14世纪早期的大部分变化对农民不利，持有地越小越是如此。而后者却显示，14世纪下半叶和16世纪早期，农民各阶层都增加了收入，其中小持有者增加得尤其显著。与中世纪中期相比，中世纪晚期农民各阶层的饮食、住房和服装消费水平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得到了根本改善。

    戴尔还考察了城市、工资劳动者和穷人的生活水平。13世纪是城市扩张的时期，城市人口快速增长，从11世纪占人口的1/7上升到1/5。14世纪，特别是在15世纪，许多较大的城镇开始衰落。一些小城镇衰落到失去了城镇特色。即使在这些情况下，个人也不一定会经历长期的贫困。收入、饮食、住房、财产和环境方面的证据表明，城市社会的许多阶层物质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工资劳动者在中世纪中晚期大体占英国人口的一半左右。布朗和霍普金斯计算的实际工资指数揭示了他们的生活水平，该指数在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早期保持在50左右，在14世纪60年代升至约60，在1378年至1400年期间上升到80，并在整个15世纪徘徊在100左右，是黑死病前水平的两倍。该指数在1597年跌至29，1880年重新回到100。戴尔认为没有必要推翻菲尔普斯·布朗和霍普金斯实际工资指数等有用的辅助方法，但应该更多地考虑雇工的家庭收入而不仅仅是他的工资本身。此外，该书没有回避中世纪晚期的穷人问题，考察了穷人救济观念的演变和各种救助方式。

    三

    《生活水平》是戴尔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根据来自“谷歌学者”的统计，该书自1989年出版以来被引用的次数为1191次，明显超过他的其他著作。例如，《在中世纪谋生》608次，《转型时代》382次，《中世纪英格兰的日常生活》341次，《变化社会中的领主和农民》294次。

    该书出版后，学术界反响强烈，包括《英国历史评论》《美国历史评论》《农业史评论》《经济史评论》《社会史》《跨学科史杂志》等期刊发表过书评，绝大多数学者对该书予以了充分肯定。

    《生活水平》属于“剑桥中世纪教科书”（Cambridge medieval text⁃books）系列。布里奈尔认为，就像所有好的教科书一样，克里斯托弗·戴尔对生活水平的新研究所做的不仅仅是调查已知的情况。即使在概念上，它也是原创的，因为从来没有像这样的研究。

    此外，布里奈尔还赞赏戴尔对贵族的研究，认为“该书对当前争论最有价值的贡献是，从贵族收入和支出的家庭账簿中输入了新的材料”——戴尔认为，事实上，大多数土地所有者确实经历过财务窘迫，尤其是在1400年至1480年间，尽管他们在逆境中表现出了非凡的韧性。

    戴尔从实物而非数据角度考察农民生活水平的方法也赢得称赞，伦敦大学的尼格尔·索尔指出，该书不仅需要讨论许多不同的财富水平和消费模式，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证据中的许多不一致之处。例如，如何将庄园文件和建立在这些文件之上的农民收入和支出模型所揭示的13世纪的悲观图景与其他形式的证据，特别是考古学家出土的实物遗骸所给出的更乐观的图景相调和？ 戴尔讨论了其他历史学家提出的理论，即花园的生产力足以满足高比例的粮食需求、有更多的有偿工作、采集对农民经济的贡献被低估，等等。但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即收入和支出模型本身可能存在缺陷，因为它们的假设具有个人主义性质；他们将每个农户视为一座孤岛，而事实上，它是一个共同体的一部分，对每个农户的经济都有重要影响。

    曼彻斯特大学的S.H.里格比认为，书里有很多东西将为专家提供新的研究方向。其中有两章在这方面尤为突出。第六章以农民作为消费者为研究对象，以农民生活水平的直接证据（无论是书面证据，还是更原始的考古证据）来检验第五章所述的家庭经济模式。关于生活条件的物质证据，通常被文献历史学家所忽视，但在戴尔的论点中却得到了生动的运用，例如，当农民在鼠疫后的繁荣时代开始采用更宏伟的建筑风格时，他们就提出了改善建筑标准的建议。在关于城市社会的第七章中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其中生活水平的物质证据被用来为中世纪晚期英国城市衰落的长期争论提供新的线索。他的结论是，15世纪确实出现了城市人口、贸易和工业的损失，但至少从城市建设的证据来看，这对那些生存下来的城镇居民来说是一段无与伦比的繁荣时期。

    综上所述，戴尔对中世纪晚期英国生活水平的见解既不等同于乐观论，更有别于悲观论。他反对罗杰斯一刀切式的盲目乐观，公开宣布“我们不会赞同罗杰斯对中世纪所有雇工的乐观看法，但他将15世纪确定为‘英国雇工的黄金时代’是一个有价值的见解，仍然构成我们对这一时期的解释的一部分”。相反，他完全否认了波斯坦的悲观论，认为“尽管波斯坦的观点受到了尊重，并赢得了大量的认可，但很多推理都是基于假设和逻辑推导，而不是详细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在生活水平方面”。尽管波斯坦将生活水平的恶化作为确定14世纪早期转折点的一个关键因素，“但他的证据是间接的，基于地租、利润、物价、工资和死亡率。他对饮食、住房和衣着等问题的关心不甚了了”。相比之下，戴尔的观点接近乐观论，属于谨慎乐观论。

    （作者为《中世纪晚期的生活水平:约1200-1520年英国的社会变迁》译者，该书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列入“欧洲文明译丛”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