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解答人类战争之谜的大历史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作为一种集体性暴力活动，几乎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整部历史，并且称得上是塑造世界各主要文明和当今国际政治格局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不过，对于如此基要性的议题，中外人文社会科学界长期以来却并未予以应有的重视，市面上亦少见有关国家间及社会内部战争现象专门且系统的研究著作。究其原因，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战争本身牵涉万物，因此作为严肃学术研究的主题而言过于庞大，论者不易把握。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政治学家阿扎·加特（Azar Gat）教授所著《文明世界的战争》（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一书，为我们理解和思考人类社会中的战争现象，提供了以往相关研究中少有的整体性框架。加特钻研西方战争思想史多年，他在序言中自陈，该书是其“花费毕生精力研究战争的最终成果”。《文明世界的战争》自2006年出版后不久便在学界内广受好评，并且荣膺当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年度书籍桂冠。2022年末，该书中译本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收入“剑与犁”译丛正式出版。

    单从《文明世界的战争》的书名和目录，读者便可明了加特的雄心。作者立足全球视角，大致按照人类文明演进的不同阶段，将全书划分成三个部分，分别讨论处于自然环境与狩猎—采集生活方式下、发展至农业与国家兴起阶段，以及现代工业—技术革命之后的诸多人类战争之谜。在这部逾800页的皇皇巨著中，还随处可见加特对于古生物学、人类学、进化心理学、现代政治科学、社会学及语言学等学科相关研究成果的取鉴和引用，其视野之开阔、知识之庞杂，令人印象深刻。

    阅读《文明世界的战争》的一项重要收获在于，它帮助我们厘清了许多与战争有关的迷思。加特在第一部分中将目光聚焦于人属种群演化最初200万年的历史。由于缺少文字记录形式的证据，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生活在史前文明时代的早期人类是否进行战争活动存在着激烈争议。以卢梭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坚信，原始人类散居于自然之中，相互间和谐相处，只是随着农业、国家和私有财产制的出现，战争才逐渐兴起。包括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内的不少当代人类学家同样强调，狩猎—采集者人口密度低、流动性大，几乎不拥有财产，因此没有理由发动战争。与之相对的霍布斯式的观点则认为，身处自然状态下的人类出于争夺利益、保障安全和追求名誉等动机，彼此间会相互争斗，陷入所谓“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中。加特通过援引二战结束以来学术界关于澳大利亚和北美西北海岸残存狩猎—采集者群体的大量研究成果，破除了此前流行于学界和大众印象之中的卢梭主义原始战争观。他特别提到，自然状态下成年人类的暴力死亡比例平均约为15%左右，这一数字要远远高于国家兴起之后战争的总体死亡比例。倘若的确如此，那么也就意味着，所谓的“高贵的野蛮人”之间的种内杀戮水平，并不弱于其他任何的动物物种，而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的争斗，也绝非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属于仪式性的力量展示。

    既然战争从一开始就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暴力植根于人性之中？ 对此，加特的答案似乎偏向于肯定。他在书中频频运用现代进化论的观点，对人类发动战争的动机做出解释。在第一部分中，他将原始人类的暴力视作一种本质上受竞争驱动的行为，认为它既是由进化所塑造的固有策略，但又受到文化的影响，具有高度的可调控性，在不同的环境下因人类争夺生存资源和繁殖机会等原因而被激活或关闭。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了第二部分和结论中，他写道：“人类文化最终呈现出丰富但又明显受到约束的多样化状态；所有文化形态均围绕着由内在生物性欲望、偏好和技能所构成的一个‘深核’成长、扩张和运转。”在加特看来，驱使人类发动战争的根本原因与支撑人类基本动机体系的欲望是一致的，战争的特别之处，只不过在于它是一种通过使用暴力来达到目的的形式而已。

    加特并未按照传统的历史纪年方式叙述农业革命之后战争形态的演变，而是借鉴考古学的方法，将世界历史上处于相近“文化进化”阶段的不同社会归类，进行比较研究。在该书第二部分，他分别依次讨论了武装力量在农业和牧民的部落社会中、在向酋邦转型的部落社会中以及在包括城邦在内的早期国家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且得出结论认为，仅仅依靠经济、宗教等其他手段是不足以维系权力的，武力因素在上述过程中总是发挥了主要的——甚至时常是决定性的——作用。

    全书第三部分“现代性：雅努斯的双面”聚焦于分析战争与现代性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除了早已被历史社会学家们热议的战争与近代早期欧洲中央集权国家崛起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的话题之外，加特还提醒我们注意，近代以来工业—技术革命的发生，一方面使得战争的胜利变得高度依赖于一国发达的生产能力和制造军事装备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却也削弱了战争存在的基础。随着社会物质丰裕程度的起飞式增长，以往因马尔萨斯陷阱而导致的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利弊平衡也发生了急剧改变，战争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一种收益寥寥的荒谬行为。与此相连，加特在书中花费大量篇幅，针对上世纪末以来一度流行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民主和平论”展开讨论。在他看来，民主和平现象之所以不存在于前现代的民主制或共和制城邦，并非由于它们不够自由和民主，而是因为它们尚未受到现代化转型的影响。一旦进入工业时代，所有国家——无论其自由民主与否——卷入战争的频率均大幅下降。

    尽管加特努力尝试对“民主和平论”做出修正，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他在全书结尾部分的论述中，读出一种坚信现代化力量的学者对于未来人类社会命运的乐观信念。在原著出版十七年后的今天品读这部立志于“解开战争之谜”的雄心之作，加特的判断在多大程度上依然有效，仍是一个犹未可知的问题。全球性战争真的正在走向衰落吗？ 亦或不过是以其他新的方式继续存在甚至愈演愈烈？这一切都留待我们观察与思考。